“知道北大八大园子里哪个最大吗？”
“朗润园？”
“那不是，是中关园。”
“怎么会是中关园呢？中关园这么小。”
“是啊，现在不是了。”
晨露沾我衣，衣湿不足惜
早晨的阳光洒向中关园，几个白发苍苍的身影开始从绕着绿藤的红墙房子里踱向社区的公共院子。老年人醒得早，从天光泛白起就盯着窗外，好容易等到阳光下来，空气暖和了点，就整理了衣服，慢慢出了小屋子，到院子里和“老伙计”们集合。
年轻人还没出门上班，院子还很宁静。一个穿灰色衬衫的老人正和另一个穿白背心的老人对弈，旁边围了一圈老头儿观战。一边举棋不定的时候，寂静的空气里带着几分焦灼。二十年前，在北大校园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着激烈的脑力战；垂垂暮年之时，在中关园的小小棋盘上，曾经全中国最智慧的大脑们又重逢了。
身体硬朗的老人们会偶尔打上几局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大三校在梁思成的指导下成立了建委会，在今天北大、清华和中科院之间辟了一块地，建了三座公寓和一片平房，作为北京大学的校外教职工宿舍园区。因为落在原本的中官邨上，汤用彤教授拍板园子就叫中关园。
六十多年过去，园子割小了，故人也走了大半。曾经的北大教授和职工都变成了老头儿老太太，早晨在园子里来一局，就是一天里最舒心的事。
在他们挥斥方遒的年代，中关园的格局还很漂亮。一条水沟将园子分成了沟东沟西，一座小桥连着两边。公寓食堂、合作社、活动室乃至幼儿园，一应俱全。园里的屋子多是平房，从西北角开始编门牌号，每间房子前后都辟了小院子，种着花草，各成一色。三年饥荒时候，物资紧缺，由不得再侍花弄草，各家纷纷种上了粮食，只是知识分子干不惯农活，露在地面的红薯叶子长势喜人，挖出的红薯却个头奇小。
在中关园的第二代们编写的书《中关园——北大宿舍纪事》里，过去的园子和园子里的人与事被一一记录了下来，这是中关园少有的得以保存的回忆。
对教授子女来说，中关园是童年的乐园。北大附小放学后，园子里就满是疯跑的孩子。有时去串门时，因为害怕和教授邻居打照面，孩子们都绕到后门敲门，轻声问：“你爸爸在吗？”若是听到大人的回答，就撒腿跑走。
也有爱和孩子玩的大人，住59号的哲学系黄枬森老师就最喜欢孩子，常一辆自行车载着自家和隔壁汪子嵩老师家的一共四个孩子去北大看电影。
那时大人也爱串门，学校里没讨论完的事儿，回来接着讨论。在西语系吴兴华老师的女儿吴同的记忆里，家住26号平房的钱钟书先生是父亲最常来往的座上客之一，每日傍晚，钱钟书一家人散步经过6号吴家时，总会来吴兴华的书房里天南地北地聊上一两个小时，直到夜色挂起。
图书馆学系的田鋆老师最爱听人讲课，听完经济系闵庆全老师的课，从北大回到中关园里，她就上了邻居闵老师家，说：“我今儿又听了您的课，讲得真好。”
住在三公寓的中文系朱德熙老师的书房也热闹，园子里的教授常在他这里清谈聊天，读书人聊起学问来，总少不了一盏茶，一根烟，讨论到兴起时，书房里一片烟雾缭绕，直到听到谁家的孩子远远喊一句“爸，回家吃饭啦！”老师们才个个笑着散去。
朱德熙老师还和住66号平房的林焘老师一起开了学术沙龙，每到周末，客厅里都挤满了来请教的学生。多年后，朱德熙老师的孩子在北大图书馆发现《朱德熙文选》和《林焘文选》两本书紧紧挨着，不禁感叹或许是冥冥命运安排老友相伴。
教授们意气风发的年代，除却高谈学问，也少不了风雅几番。63号国际政治系的赵宝煦懂画懂字，也懂金石，家里挂着一幅齐白石的真迹。46号西语系殷葆瑹老师家的孩子会管弦乐，每年夏天，46号的院子里都有几场“消夏音乐晚会”。264号东语系的陈信德老师家摆着一架钢琴，傍晚下班后就会来上几曲。朱德熙老师闲来没事就会拿出箫，陪着夫人练昆曲。如花草相映一般，中关园里总是琴瑟和鸣。
谢却海棠飞尽絮
中关园“谈笑有鸿儒”的日子终于还是结束了。
1966年，公寓食堂门口一张开头写着“住在世外桃源的资产阶级先生们……”的大字报开始了园子里的文化大革命。聚集着“资产阶级臭老九”的中关园成了重灾区，每天进出家门的不再是隔壁的先生，而是抄家的红卫兵。
抄家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是满地的残破书卷，起初还有老师把书藏在邻居家，后来谁家也没能幸免，统统被翻出来踏在了地上。孩子们也跟着各家东躲西藏。56号历史系徐华民老师的孩子，后来的画家徐冰刻的第一幅木板画，用的就是邻居赵宝煦老师抄家时救下的梨花板，刻的是毛主席的侧像。而赵宝煦老师家里的那幅齐白石，早已不知去向。
那时的中关园前，载着手持木枪的工人的卡车一辆辆开往北大。有的老师去学校前，和孩子打招呼说“走了”，就是真的走了。吴兴华老师和陈信德老师都在改造中去世，除了离家时的招呼，与子女都不曾认真告别过。
“文革”愈演愈烈，家家户户都去了干校，中关园里灯火稀零起来。
再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模样。因为不能让知识分子住得舒坦，中关园实行了隔房政策，一套房子分成了几家人住，许多人家被挤得只能在院子里搭起住所，花草的残痕上堆起了煤炉。许多老教授被强迫换房，搬离了中关园，他们的子女也都上山下乡去插队，更多工人家庭住了进来，革命口号响彻园子，没人再敢串门了。
许多人后来再回忆起中关园，记忆里只愿留下五六十年代的样子。
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北京有强烈震感，中关园里密密麻麻搭起了地震棚，原本只是暂住，最后却没再拆去，凌乱的地震棚占据着园子，杂乱不堪，外面的人也涌了进来，当年的世外桃源当真变成了拥挤市井，曾经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篱笆墙被换成了砖土高墙，也免不了失窃。
中关园以狼狈的姿态撑到了2002年，它已不堪动荡，毁无可毁。这一年，中关园的平房被全部拆除，只留下一排作社区服务站。在原来的地方，被期望为小地球村的中关新园建了起来，睥睨着中关园老旧的十几栋单元楼。
留作社区服务站的平房
因为童年故园的拆除，当年的中关园子女们又聚集起来。当年53号东语系范宏科老师家和54号东语系陈玉龙老师家就是园子里最热闹的去处，多年后，两家的子女组织起童年挚友，编了一本记录中关园故事的书。在没出版之前，他们给现在中关园里还没走的老人们一家送了一本。
只是近黄昏
“你想看，我就给你拿。”
李庆枝1957年起就住进了中关园，她的丈夫曾是北大分校的校长。她家的这本书压得严严实实的，从没翻开看过。“看了就会想，不想去想。”
七十年代，她从平房迁到了单元房，当年被誉为“高知楼”的红墙楼房如今已陈旧不堪，因为住着的都是老教授，楼道里也弥漫着膏药的气息。
曾经的“高知楼”
现今的中关园虽然萎缩，但总归整洁安详，如同风暴后的夕阳。只是对于经历过它“门前千棵竹，屋藏万卷书”的模样的老教授来说，终究免不了失落。被中关新园割去一块的中关园还有十来栋楼房，曾经是“有特殊贡献”的老师的住处的一公寓还搁在角落，“比最一般的房子还不如了”；编号四十几的是住着老教授的五层老楼，三层以上大半是空着的。编号五十几的是住着北大博士生、留校生的新楼。楼前是公共活动的院子，健身器材边攀爬着小孩，长椅上坐着满头白发的老人，身体稍微硬朗些的老教授，也会在乒乓球台子前来两局，或在院子里练练舞。
中关园内活动院子
李庆枝时常去院子里练舞，碰上园外的朋友来，她就闲聊起中关园。
“知道北大八大园子里哪个最大吗？”
“朗润园？”
“那不是，是中关园。”
“怎么会是中关园呢？中关园这么小。”
“是啊，现在不是了。”
听到这话，旁边的老人们都笑起来。田鋆老师也笑了，笑完又有点不高兴。她是中关园最老的住户，退休后做过中关园的居委会主任，园子里的老人们没有她不熟识的，她一直不甘心中关园变成这样。
“我们是不是被忘了？”她从不在老朋友们面前说这样的话，但转身又有点忐忑。“听说这个楼也要拆了？他们总不能哄我们走吧。”想了想，她又说：“这个楼可不会拆，我也不会走。”
田老师已经八十五了，张口就是“我们这些八零后”。翻开书，指着过去园子里孩子的照片，她能认出十有八九：“吴同、北雁儿、闵燕，这些小鬼，我都记得嘛。这个阿希是谁呢？”
“阿希是范宏科老师的孩子呢。”
“范老师啊……这我是不记得了。”
田鋆现今一个人生活，她的丈夫早年故去，一直坚持自己是女强人的她不肯给子女添麻烦。每天独自吃饭的她最希望中关园能恢复公寓食堂。“以前有的，后来改成招待所，又改成宾馆，改来改去，就改没了。”田老师说，园子里的老教授联名申请过，没有回音。
“这是我这些年啊，最愁的事情。”中关园居委会的主任张老师说。他也是中关园的老住户，从北大机关退休后来居委会发挥余热。张老师说，中关园身份特殊，受海淀政府和北大双重管辖，体制上理不清，有事儿也不知该找哪边好。
“何止食堂呢？北大七个社区，只有一个社区医院，就是校医院，你知道园子里的老人要下多大决心才会过街看病一次吗？”
张老师自己也年事已高，分外理解其他老教授的需求。但在政府和北大的交叉管理下，居委会办事也不很顺畅，张老师心里很难受。“要是能开个单独的社区医院，开个食堂，再开个活动室，那多好。”
除了居委会，北大也在中关园设立了服务中心，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便利，但对老人们来说，总有些缺憾。
中关园里一块黑板上写着“平安快乐”
没有食堂，中关园里唯一能买到主食的地方是一个几平米的馒头铺，老板夫妇来中关园十几年了，许多老教授生火不便，每天都来光顾，一来二去，老板也时常和老人们问好。除去他们与社区小卖铺的另一对夫妇是在中关园待了十年以上的，中关园里其他的商户和保安都是安定了没多久的新人，操着各地口音，来来往往。
现在的中关园里，除了老教授，还有不少北大的博士生和留校生。当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从学校回来时，大半个中关园都已睡去。他们不常与老人们交流，只是隐约知道身边蹒跚而过的人或许就是自己的领域里当年的泰斗。除此之外，中关园里还有一些来自天南地北的租客，对他们来说，这个老龄化严重的社区无甚稀奇。
傍晚时分，新住户的孩子们放学回来了，公共院子被又一代疯跑的孩子们占领。这里再也没有让他们又爱又怕的教授伯伯，只有夕阳中慢慢踱回家做饭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