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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王松灵:把口腔医学讲成故事的院士

来源:北京大学医学部 时间:2026-11-16 作者: 韩娜

北大医学办学114周年到来之际,北京大学医学部宣传部和校友办联合策划推出“校友风华”系列人物报道。本期访谈的主角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口腔医学专家王松灵。从湖南农村的一名少年到我国口腔领域唯一一位中科院院士,他始终在“讲中国故事,讲别人没讲过的故事,讲别人讲错的故事,讲自己的故事”。

王松灵,1984年从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院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1989年从北京医科大学博士毕业,获得医学科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获奖者。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院长、南方科技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医学院院长、稳态医学研究院院长。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健康北京实验室主任。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口腔医学召集人、全国口腔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Oral Science and Homeostatic Medicine主编、《中华口腔医学杂志》总编辑、《医学教育管理》主编、《今日口腔》主编。发表论文294篇,其中以主要作者发表英文论文220篇。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获William J. Gies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发现人细胞硝酸盐转运通道及硝酸盐感受器,对维持机体稳态有重要作用,提出稳态医学学术体系,研发耐瑞特新药;揭示牙发育新机制,研发牙髓干细胞新药,实现生物性牙再生。

初识医学:从“没兴趣”到“要成为一名研究者”

1979年的夏天,湖南湘乡农村的稻田里,16岁的王松灵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人生的轨迹会被一封来自北京的录取通知书彻底改写。

这一年,16岁的王松灵背起行囊第一次离开湖南湘乡农村,第一次乘坐长途火车,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站在学院路38号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大门前。

在此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会离开老家,来到这里。

王松灵身边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填高考志愿时,他没有任何报考经验可以借鉴。

当时我就没想离开湖南,于是第一志愿报了湖南大学,其实北京医学院是我的第四志愿,估计北医是第一批提档录取的,就把我录来了。

这一来,便是王松灵与北医相伴十年,更是他与医学相伴一生的起点。

初到北医,王松灵住在六号楼,“印象中楼下是医务室,楼上是我们的宿舍。” 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吃饭是头等大事”。王松灵至今清晰地记得食堂跃进厅的烟火气:“一份熬白菜大概五分钱,主食分三类——大米、窝头和馒头,我是南方人,吃不惯窝头,还是喜欢吃大米。干烧肉是大家公认的美味,但是一份要三毛六,因为经济条件差,很少吃到。”

北医口腔系当年的学制是本科五年,前两年学基础课,之后进入临床实习。

起初,王松灵对医学并没有太多热情,从高中起,他就很擅长数学的逻辑推理,不爱死记硬背,甚至做试卷时都会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出题人,这个题怎么出,考的知识点会更全面?

转机出现在第三年,王松灵开始了临床实习,“我们这一级在人民医院临床实习一年,内外妇儿都需要了解,然后再进入口腔医院,进行专业学习。”临床问题的千变万化激起了王松灵的兴趣,“要解答这些问题,光靠死记硬背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松灵终于发现:

医学太有意思了——即使是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环境下,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解决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在那一刻,王松灵下定决心:“我要读研究生,不想只做临床医生,更想成为一名研究者。”

20世纪80年代,考研竞争非常激烈,“我们班40多人里,最后考上4个。”王松灵成绩还不错,唯独英语是短板,“我英语的底子很差,在湖南那边没怎么学过英语,来了北医就被分到了英语慢班。”为了考上研究生,王松灵狠下心攻克英语难关,最终如愿以偿。1989年,他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获得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恩师邹兆菊:科研上的引路人

在北医学习的10年里,王松灵印象最深的就是北医的老师:“我听过韩济生老师、王志均老师这些名家大师的课,还有人民医院的黄萃庭老师,这些前辈们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学术严谨、知识渊博,教书育人也做得特别好。”

这其中,对王松灵影响最深的,是恩师邹兆菊教授。

最初,王松灵报考的是牙槽外科耿温琦教授的研究生,后来转到颌面外科邹兆菊教授门下,“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都是我口腔医学研究的引路人。”邹兆菊是我国口腔颌面放射学的奠基人,是当时全国口腔医学界首批7位博士生导师之一。“邹老师为人特别好,很为病人考虑。她经常跟我说:如果你是病人,你希望大夫做什么?你就应该去为病人做什么。”

当时的很多医院,门诊和检查是分开的,病人看一次病需要跑两三趟,“作为放射科的大夫,我们的优势是可以随时安排检查。邹老师上午初诊后,下午就安排检查,当天结果出来病人就能开方拿药,一天把诊疗全部搞定,病人特别高兴。” 受她的影响,王松灵至今都坚持这个工作模式。

在科研上,邹兆菊还有一个习惯——保留病人的X光片,在片袋上标注详细信息,没事儿了就拿出来研究。“当时科研条件非常有限,没有今天这么多检测手段,我们做研究靠的就是平时积累下来的这些病例。”

王松灵(右一)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与导师邹兆菊教授合影

王松灵的博士课题是慢性化脓性腮腺炎,这个病在口腔领域一直非常棘手,“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性质的,炎症?还是自身免疫病?分类不清楚,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法。”邹兆菊找来王松灵,让他复查那些得过儿童复发性腮腺炎的病人,“看看通过这个病的转归,能不能找到规律。”后来王松灵果然发现,不少病人五到十年之后就自愈了。王松灵由此得出结论:儿童复发性腮腺炎不是自身免疫病。

基于此,师生二人开创性地提出了“成人复发性腮腺炎”这一概念,并在之后的研究中,把慢性阻塞性腮腺炎和自身免疫性干燥综合征继发腮腺炎的发病原因和治疗方法,都研究得清清楚楚。

这段科研经历中,还有一个关于“执着”的小故事。门诊来了一位35岁的病人,从出生100天起就反复腮腺肿大,15岁时在积水潭医院做过造影,“这个跨度20年的病例,对我们来说非常难得,特别珍贵!”于是王松灵拜托病人找找20年前的造影片,连续三次,病人都说没找到,但是王松灵就是不死心,直接问他:“您家在哪里呀?要不我到您家里帮您找?”就这样,王松灵还真跟到了病人家里,这时候才知道,病人之前不是没找到,而是有所顾虑,“他们是知识分子家庭,各种资料保存得很好,但是不会轻易给人。”被王松灵的执着打动,病人不仅拿出了资料,还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王松灵学习期间的科研经历,也为他以后的研究埋下了一颗种子。在做博士论文时,他第一次注意到了唾液里的硝酸盐,“唾液中硝酸盐的含量是血液的5-10倍,但当时普遍认为,硝酸盐对人体有害。口腔分泌硝酸盐是个生理现象,那身体不可能害自己吧?”当时,这个念头在王松灵脑海中仅仅一闪而过,真正发芽还要等到几十年之后。

新西兰Otago大学放射科主任来访口腔医院

(左一王松灵、左二邹兆菊、右一杨杰、右二马绪臣)

讲中国故事:从“跟跑”到“领跑”

王松灵把自己的研究比作“讲故事”。“讲中国故事,讲别人没讲过的故事,讲别人讲错的故事,讲自己的故事”,对于做什么样的科研,他用这句话做总结。

这其中,对所有研究都有基础性作用的,是王松灵在国际上创新性地建立了小型猪口腔生物模型,这也是他口中的“讲中国故事”。

从北医毕业之后,王松灵先后到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生院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研修访学,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不能只跟在别人的后面做研究,“我要做一点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王松灵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小型猪口腔生物模型”。

当时,国际口腔界普遍使用小鼠作为实验模型。小鼠虽然遗传背景清楚、操作容易,但作为啮齿类动物,其生理结构和人类差异较大。在医学的其他领域,小型猪由于与人类的相似性,已经被广泛使用,但其在口腔领域的应用却还是空白。“相比小鼠,小型猪在牙齿形态、双副牙列替换及唾液腺生理上与人类更接近,”王松灵带领团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填补了大型哺乳动物口腔研究的空白。

‌以此为基础‌‌,王松灵和团队破解了乳恒牙替换之谜。而这个模型也成为他之后所有研究的基石,更让中国在口腔基础研究领域发出了最强音。“你现在去查文献,在小型猪口腔生物模型领域,我们都是最棒的。”

别人讲错的故事:为硝酸盐“平反”

对唾液中硝酸盐的研究,则是王松灵口中“别人讲错的故事”。做博士毕业论文期间埋下的那颗科研的种子,终于在这个时候成熟,开始发芽。

当时学界和社会上谈“硝酸盐、亚硝酸盐”色变,普遍认为它们不仅有害,还与肿瘤的发病密切相关。但是喜欢提问且注重逻辑推理的王松灵就是不信邪,他还是那个观点:“口腔分泌硝酸盐是个生理现象,身体不可能害自己吧?”

于是王松灵选择了“死磕”,多方寻求合作,深入研究唾液腺中硝酸盐的转运机制,终于用扎实的研究数据证明了这个在他意料之中、但在当时看来颇为颠覆性的结论:硝酸盐、亚硝酸盐,不仅对人体无害,反而有益。“现在我们知道,真正有害的不是硝酸盐、亚硝酸盐,而是亚硝胺,我们错把亚硝胺的危害安在硝酸盐、亚硝酸盐上了。”

王松灵和团队发现,唾液腺是体内运输硝酸盐的关键器官,硝酸盐对维持身体平衡、保护心血管、胃肠、肝脏等组织器官有重要作用。以此为靶点,他和团队研发出基于硝酸盐的耐瑞特新药,相关成果于200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8年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了打破根深蒂固的误区,王松灵经常以“硝酸盐是从口腔走向全身的健康使者”为题进行演讲,刚开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各种反对意见。“当然有压力,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有研究证据。要是我们错了,你完全可以拿出科学证据来反驳我们。搞科学研究要求真务实,用事实说话,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王松灵还将这一口腔研究中的重要发现延伸到整体医学领域,推动健康观点的转变。以研究人体唾液中硝酸盐含量为切入口,王松灵发现了由口腔关注全身的健康密码,创新性地提出了“稳态医学”的概念,为机体健康维持和疾病防控提供新策略。

2024年7月,王松灵在第八届中华全科医师学术大会上作报告

没讲过的故事:让牙齿重生

如今口腔医学领域备受瞩目的“长出新牙”技术,正是王松灵团队在攻克的“别人没讲过的故事”。

牙齿缺失是人类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目前的解决方法是种植牙,这并非生理性修复,虽然能够恢复咀嚼功能,但却无法模拟天然牙根的生理结构和神经感知,“因此,生物再生牙一直是大家的梦想。”

王松灵团队瞄准这一难题,历时多年攻关,在国际上与合作者一起首次提出“生物牙根再生”的全新理念。“生物牙根是用干细胞技术诱导生成的具有生物活性的牙根组织,和传统种植牙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有牙周膜。有研究显示,咀嚼系统通过牙周膜进行生物信息传递,对维护大脑健康、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等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通过生物修复让天然牙再生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条路,王松灵和团队走了很久。2003年,王松灵开始在他建立的小型猪模型上做牙齿干细胞再生生物牙根的研究;2006年,研究成果被美国国立牙科博物馆永久收藏展示;2010年,王松灵因此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为了推进临床研究,依照国家政策的规定,需要先研制出干细胞药物。“干细胞药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研究的出口需要有所改变。因为生物牙根有两个变量,一个是支架、一个是干细胞,那我们现在只能保留干细胞一个变量,因此我们的出口变为了慢性牙周炎的治疗。”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牙周健康率仅为9.1%,慢性牙周炎的发病率很高,牙周炎可逐步引发牙齿松动,最终导致患牙脱落;同时,牙周健康与全身健康也密切相关。目前现有治疗方法只能延缓而非阻断病情的进展,更不可能修复已经丧失的组织。

在“中国造血干细胞之父”吴祖泽院士团队的帮助下,团队利用拔除的智齿、正畸牙、脱落的乳牙中的牙髓干细胞,合作研发出了“牙髓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液”。这是一种“变废为宝”的治疗策略,通过注射促进牙槽骨和牙周再生,目标是帮患者保住天然牙。

这是我国首个被国家受理的干细胞新药,不仅获得了“干细胞成果转化奖”,而且推动了我国干细胞新药审批程序的建立和完善。

2021年,“牙髓间充质干细胞”新药的一期临床试验传来捷报:试验参与者的牙槽骨成功再生,原本面临拔除的松动牙被保住了。目前,二期临床研究也已经结束,明确了药物对重度牙周炎有明确的治疗效果,团队正在申请开展三期临床研究。“我们的目标还是要做生物牙根,等这个药批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生物牙根的临床研究。”

作为一名临床科技工作者,王松灵始终关注临床的重大需求,寻找新的诊疗模式、提升诊疗水平,“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每个临床医生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北医人”这个身份在王松灵身上留下的不灭印记。

2026年6月,采访结束后与王松灵院士合影

1986年,王松灵在北医读博时,曾写下一首名为《蓝色海洋》的小诗:

蔚蓝的天空,你能看见什么?

什么也没看见,有人这么说。

不,别这么说,这里有星星、月亮,还有太阳。

星星带你去翱翔,

月亮在黑暗中把你前程照亮,

还有太阳给你光芒,

那么美好的蓝色海洋。

偶有乌云带来狂风暴雨,给你痛苦和悲伤,

但你要坚强,等待珍爱这美好的蓝色海洋。

这首诗,不仅记录了王松灵当时的心境,也是他现在作为北医杰出校友,最想对同学们说的话:“能在北大医学读书是非常幸运的,希望同学们珍惜这个高水平的平台,结合自己的实际,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正如王松灵自己那样,从当初那个对着高考志愿表不知所措的农村少年,一步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几十年如一日坚定地走下去,成长为目前我国口腔医学领域唯一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讲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也在国际舞台上,大声讲出了我们的中国故事。

来源 /《北医》报2026年10月15日第3版

统筹 / 校友办、北医校友会、北大口腔校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