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恒（笔名徐永），1983年四川省文科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现任《课堂内外》总编。
“徐永”是徐永恒的笔名——更确切地说，是曾经的笔名，他曾是一名诗人。现在即便很多诗人也不见得知道，“徐永”曾是重要的北大诗人。
他并不后悔没有沿着诗歌那条道路走下去，相反，有一种“庆幸”：海子和骆一禾的死曾给他带来很大影响，“诗人命运的单薄，一下子就感觉出来了”。
一本诗集
“抄写徐永、海子的诗曾是我的日课”
徐永恒，1965年生于四川省万源县，1983年四川高考文科状元。北大四年，徐永恒热爱写诗，曾是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位“重要的校园诗人”。
8月5日上午，在北京蓟门桥东的一家书店内，徐永恒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本薄书。“这里有我写的诗，”他推了推眼镜，咳嗽了一声。这是一本诗集，徐永与向以鲜、凸凹合著的《三人行》，其中徐永的部分诗歌选自北大诗人徐永、臧棣、清平、麦盲合著的《大雨》。
“徐永”是徐永恒的笔名——更确切地说，是曾经的笔名，他曾是一名诗人。“徐永曾是名满北大校园的诗人。抄写徐永、海子的诗曾是我的日课。”北大毕业的诗人西渡在这本诗集的序中说。
书店内，眼前这位中年男子——不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都显得中规中矩—— 曾是写出“只有女人们在水里生长/并从水里爱着我们”等诗句的北大才子。现在，他已很久不写诗了。“坦率说，看都不看了。”徐永恒端起茶碗，瞥了瞥窗外。
作为《课堂内外》《大学》杂志总编，他很忙。这个夏天，由《课堂内外》联合北大等高校举办的第七届“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刚落幕。5日这天，他请了北大教授孔庆东给获奖学生做讲座，孔曾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他知道，孔庆东比他有名多了。
“现在即便很多诗人也不见得知道，徐永曾是重要的北大校园诗人。”他叹道，语气谈不上伤感，“现在再看曾经写的诗，全是——回忆。”他抚摸着那本诗集，想起了很多人。
上高中时他就开始写诗了，“不过那都是文艺腔”。那时，他喜欢到学校图书室看书，点燃了自己的文学梦。“那时书籍很少。出书常引起轰动，作家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他说，因此报考了北大中文系。
他记不清当年考了多少分了。高考成绩公布后，他成了1983年的四川省文科状元，引起“震动”：县委、县政府举行会议，专门为他颁奖，奖金一千元；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带工作组专程来校考察，省上拨款为学校建了三幢楼。他的老师说：“算是你这个状元为母校挣的。”
如今，徐永恒每次回到万源中学，学校都邀请他做报告。近年来，万源中学着手“打造西部诗歌基地”时，也常提及“徐永”的名字。
一栋宿舍
诗人带上作品来学生宿舍朗读
徐永恒1983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系当年四川文科状元。他对“高考状元”的标签，不像敖刚（1981年高考状元、现为《重庆晚报》财经新闻主编）、董运庭（1977年高考状元、现为重庆师大教授）、黄宗瑜（1977年高考状元、现为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下属咨询公司总经理）那样反感（记者注——上述三位坚决拒绝采访）。徐永恒觉得，如果能借此谈谈青春，也未尝不可。
18岁的徐永恒坐火车来到北大。他所在的中国文学专业班（也被称为“文八三”），有50名同学，男女各半，“大部分同学身出寒门”。
有件事让徐记忆深刻：报到时，他和同班同学阿忆（现为著名主持人、北大副教授）、臧棣（现为著名诗人、北大副教授）、孔庆东帮新生运行李，接到同学杨君武（现为湖南师大哲学系主任），杨从包里拿出一条毛巾问：“河在哪里？”他们一下子“懵”了。
“杨君武家在湖南农村，是第一次见到城市。孔庆东的父亲是哈尔滨一家工厂的工人，他从小就帮家里拾煤渣。”徐永恒说，他的父母也是小工厂的工人。
徐永恒住在男生宿舍32楼，和孔庆东等十个同学合住一间大宿舍。
“我上铺是张志清，他现在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当年的孔庆东就喜欢写嬉笑怒骂的杂文，因为沾酒必醉，有了‘北大醉侠’之称。不过，这个称号是他自封的。”徐永恒笑道，孔庆东显露出超强的领导才干、政治情怀和口才，很快成为中文系学生会副主席。“他这人比较好玩，喜欢自造噱头，让大家记住他。他的那些名号多半是自封的，除了北大醉侠，还有后来的‘孔和尚’。”徐永恒也注意到近年来孔庆东身上的新闻事件，“那些也只是噱头罢了。我和他的某些观点不一致。”
当年的北大，学术气息浓厚。艺术家常在北大首发作品，“好像不这样就不正式似的”。很多诗人带上作品集，到学生宿舍朗读。徐永恒说，当年的学生宿舍是文化艺术的创新中心。“学生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中国新诗继朦胧诗以后新的变化，很快被编入老师的教材。”
那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中国当代诗歌大繁荣的年代。徐永恒以“徐永”为笔名写诗，诗风独特，迅速在北大成名。
一位诗友
不后悔没有沿诗歌那条路走下去
因编辑北大诗刊《启明星》，徐永恒常向校外的学长约稿，由此认识了诗人海子和骆一禾。徐永恒入校时，海子和骆一禾刚毕业。
“海子毕业后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学校认为他思维不严谨，让他教公共课——哲学和美学。他当时在偏僻的昌平区，很寂寞，在那里也没有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徐永恒说，海子常给《启明星》写诗，也常回到北大参加诗社活动。他感到对海子的诗最有“共鸣”，崇拜海子并和他成了好朋友。
1987年元旦前一天，徐永恒拎着两瓶“山寨白兰地”去昌平看望海子。“他住在单身宿舍，桌上地上全是书，当时正在写一部他称之为‘大诗’的诗。令我惊异的是，他将屋子的墙壁全刷成了红色。”徐永恒说，那天晚上，他们吃着海子烧的干烧鱼，喝着“山寨白兰地”，酩酊大醉。“海子对我讲起了在安徽乡下的妈妈和弟弟……”他回忆说。
1988年4月，海子来成都找徐永恒，住在徐在桂王桥南街的宿舍里。“海子说起对四川盆地的观感，说这里的植物比他去过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丰茂。”徐说，翌日他和海子在成都逛古旧书店，并相约将来同游敦煌。四天后，海子前往四川沐川县。
4月23日，海子从北京给徐寄信，说他在陕西遇到了塌方，用了两天两夜才回到北京。这封信徐永恒至今珍藏着，连同海子的部分手写诗稿。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认为他是‘殉诗’，死亡是他的最后一件作品。”徐永恒说，“他没留下遗书，也可能是一时精神失常。”
1987年大学毕业后，徐永恒先后任《四川日报》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成都日报》编委、重庆青年报社社长，2005年起任《课堂内外》杂志总编至今。他并不后悔没有沿诗歌那条路走下去，相反，有一种“庆幸”：海子和骆一禾的死（骆因1989年编辑海子诗稿突发脑溢血去世）曾给他带来很大影响，“诗人命运的单薄，一下子就感觉出来了”。
尽管已经“熄诗”，但他对与诗歌有关的那些日子仍非常怀念。
2010年，他的女儿也保送到北大，他让女儿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坐火车去北大。此时，诗人“徐永”30年之后，更像一个普通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