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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札记】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

2014-12-22

近日读友人赠《学者吴小如》,54年前聆听吴先生的讲课种种印象不时涌上心头。在当时能让他这样一个讲师上中文系的讲台,可以说是某种历史的吊诡。

初进北大中文系,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要说讲师、副教授,就是不太知名的教授也只能到新闻专业去上课,一般讲师只能上上辅导课。当然,刚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的朱德熙副教授似乎是个例外。现代汉语本来是中文系大部分学生觉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却以他原创的概括、缜密的推理和雄辩的逻辑获得爆棚效应,200人的课堂,去晚了就没有座位,只好靠在墙边暖气管上站着。何其芳先生那时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与吴组缃先生先后开设《红楼梦》专题。吴先生得力于作家创作经验,对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对艺术有独到的分析,而何其芳先生颇有人道主义胸怀,不同意他把薛宝钗分析为“女曹操”,认为她不过是一种家族体制礼教意识的牺牲品,两人同样受到欢迎。一次,我在北大医院排队挂号,护士问前面一人姓名,听到四川口音很重“我叫何其芳”,不免多看几眼。

吴小如像(何籽/图)

然北大泰斗学富五车者众,善于讲授者寡,加之北大学生眼高,哪怕学术泰斗,讲授不得法,公然打瞌睡者有之,默默自习者有之,递纸条、画漫画者有之。古代汉语本来是魏建功先生开设,但公务繁忙,往往从课堂上被叫出去开会,且到比较关键地方,有茶壶煮饺子,学生替他着急的时候。此课后来改由王力先生开设,先生取西欧人学拉丁文之长,构造了中国古代汉语课程体系,举国传承至今。一代宗师,治学严谨,我听过他的《汉语史》、《汉语诗律学》,但是,语调往往由高到低,余音袅袅,杳不可辩。且第二堂课往往花几分钟订正前堂之误,上午第五六节课要上到12点钟,每每拖课。调皮如我,遂将随身携带的搪瓷饭碗从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滚下,先生愕然问何事,答曰“饭碗肚子饿了”,先生乃恍然而笑。王瑶先生自然是公认的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然一口山西腔,不知为何给人以口中含有热豆腐、口头赶不上思想之感。系主任杨晦教授德高望重,讲中国文艺思想史,出入经史、小学、钟鼎艺术,其广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灵光,一语惊人,令人终生难忘。其批评郭绍虞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曰: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修改,还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实实在在的资料。其批评巴金《家》、《春》、《秋》好在激情,然如“中学生作文”,如果把三部并成一部就好。但是,他讲了半学期,装着讲义的皮包还没有打开,学生也无法记笔记,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讲到孔夫子,在学生的抗议下,不得不草草停课。宋元文学权威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乃请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讲宋元戏曲,王先生舍长用短,以毛泽东《矛盾论》中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墙头马上》、《陈州放粮》,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保持着对客人的礼貌,纷纷抢占最后数排以便自由阅读。

那是1958年“大跃进”、“拔白旗”的年代,大字报贴满了文史楼,从学术泰斗到吴小如这样的青年教师,无不被肆意丑化。就在这种情况下,小如先生为我们讲宋代诗文。当时怀着姑妄听之的心情走进课堂。吴先生的姿态,我至今还记得,双手笼在袖子里,眼睛不看学生,给人一种硬着头皮往下讲的感觉。然中气甚足,滔滔不绝,居然是听得下去,接下来几课,还颇感吸引力。我对朋友说,平心而论,这个讲师从学养到口才都相当不错。一些具体分析,显然和以艺术分析见长的林庚先生路数不同,然而明快、果断。至今仍然记得他对陆游晚年的诗的批评是,用写日记的方法写诗,以至出现了“洗脚上床真一快”这样的败笔。

“大跃进”运动很快把课堂教学冲垮,下乡劳动有时长达一个月,课上不下去,后来干脆就停课了。我对吴先生印象也就停留在当年粗浅的层次上。彭庆生同学对他评价道:“先生口才不逊文才,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沁入学子心脾,20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便有‘讲课最成功的吴小如’之说,故课堂常常人满为患。”庆生同学晚我一年毕业,可能系统听过吴先生的课,有权作全面评价,当然,不无偏爱,若论启人心智,和朱德熙先生那种俯视苏联汉学家、放眼世界语言学、深入浅出、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的大气魄相比,吴先生应该略逊一筹。不可忽略的是,庆生当年可归入全系攻读最为刻苦者之列,曾经以躲入冬日暂闭之洗澡间抄写刘大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闻名。吴先生能得如此学生的如此评语,当有此生足矣之感。

近日吴先生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虽然自谦为“教书匠”,但是,就是在当年,我还是感到了他学养深厚。阅读北大中文系所编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感到极大的满足。毕业后不久才知道,这两本资料主要是吴先生执笔通稿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竟然是反右以后留校的一位“左派”告诉我的,他语重心长地警示:这两本资料,尤其是两汉卷,资料过详,原因是执笔者意在“多挣稿费”。这在当时,就给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当然,仅凭此二册,对于先生的学养,所知毕竟有限。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先生耄耋之年,居然以“学术警察”形象出现于文坛,对于学界之虚浮硬伤,笔阵横扫,语言凌厉,锋芒毕露,不由得增加了我对先生的敬意。现在知道先生的学术著作凡数十种,仅其中《读书丛札》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前辈学者周祖谟、吴组缃、林庚先生均给以高度评价。吴组缃先生认为“吴小如学识渊博,小学功夫与思辨能力兼优”,甚至有“无出其右者”之赞语,哥伦比亚大学权威教授夏志清曾言“凡治中文者当人手一册”。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这位当了30年讲师的“讲师精”,被历史耽误了,人所共知;又有吴组缃、林庚先生推荐其直接提升为教授,应该顺理成章一路绿灯。但是,煌煌北大中文系,居然不能通过,差一点被慧眼识珠的中华书局引进。不可思议的是,吴先生没有走成,居然不是中文系的幡然悔悟,而是学术上颇为权威的历史系周一良和邓广铭教授“三顾茅庐”的“阻挠”,结果是小如先生成了历史系教授。

对于这样的荒诞,中文系至今没有感到荒诞,而作为中文系的校友,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但是,痛定思痛,我仍然逼出了一句话:这是耻辱。对这种耻辱的麻木,则是更大的耻辱。在这种耻辱感麻木的背后,我看到一种令人沉重的潜规则。

回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系史,这样的潜规则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文系容不下沈从文,把他弄到历史博物馆去当讲解员,这还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1957年驱逐了后来成为唐诗权威的傅璇琮,也可以用他当了右派来辩解。但是,杨天石在五五级当学生的时候,就以学养深厚著称,后来独立开创了蒋介石研究,自成一家,享誉海内外。当年他并不是右派,然而中文系就是不要他,他被分配到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后来靠刻苦治学,辗转多方,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在他获得盛名之后,中文系有没有表现出任何回收的愿望呢?没有。钱理群是学生公推的最受欢迎的教授,可是在他盛年之际,就“按规定”退休了。然而,成立语文教学研究所,又挂上了他的大名。可是,有名无实,连开个作文研讨会都没有他的份。

从这里,似乎可以归纳出一条定律:这些被驱逐的,本来是可以为北大中文系增光,为北大校徽增加含金量的,而留下的,能为北大争光的当然也许不在少数,但是,靠北大中文系这块牌子为自身增光,从而降低北大校徽含金量的也不在少数。更为不堪的是,还有一些为北大中文系丢丑的,如那些学术投机者。至于一些在学术上长期不下蛋的母鸡,却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对于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当宽容的,从学术体制上说,这就叫做人才的逆向淘汰,打着神圣的旗号,遂使学术素质的整体退化不可避免。

当然,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北大中文系,选择学术良知的仍然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就是系主任杨晦在1962年为吴小如讲话,盛赞他的贡献,其结果是到了1964年在党内遭到两星期的严厉批判。据知情人告,当时骨气奇高的杨先生一度产生跳楼的念头。1984年严家炎先生为系主任时,一度欲请吴先生回系。然吴先生出于对周一良、邓广铭先生的知遇之恩,婉言谢绝。这样的学术良知,不成潮流,相反,它显得多么微弱。半个世纪多来,幸存下来的学术泰斗先后谢世,北大中文系不但丧失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术上那种显赫的优势,而在许多方面呈现衰微的危机,北大中文系这块招牌的含金量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近年报刊上风传钱学森世纪之问,纷纭的讨论至今未能切中肯綮。其原因盖在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如果以吴小如先生为个案作细胞形态分析,则不难看出逆向淘汰的潜规则之所以不可阻挡,具有学术良知者,在行政体制中显得非常孤立,因而脆弱,明于此,也许能够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切实地推进一步。

这几年北大中文系当道者不乏从内地到港台反复宣扬“大学精神”,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自豪者。但是,把“兼容并包”讲上一万遍,如果不与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相结合,在危机中还以先觉先知自慰自得,甚至还流露出优越感,其所云无异于欺人之谈,北大中文系沿着九斤老太的逻辑滑行并非绝对不可能。

吴小如先生九十高寿,学生们想到了为之祝寿,北大中文系居然毫无感觉,这只能说明那些动不动拿蔡元培来夸夸其谈的人,其大学精神已经酣睡如泥。我作这篇文章,除了有意于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加以深化之外,还有一种出于系友的奢望:把我的母系狠狠地摇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