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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

2016-06-07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我们不是植物,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青春在窗边的风中飘逝了。玻璃做的风铃摔下来,发出最后短暂的呼救声。谁来救我们呢?水瓶躺在床脚,布满灰尘。大四了,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勤劳,跑到水房去打水。宁可渴着,要么喝凉水。床头女明星的笑容已经苍白,像一朵枯萎的忘忧草。录音机里还是那首令人心恼意乱的老歌,劣质的磁带,快要转不动了。

毕业论文上的字,像蚂蚁,各自回自己的家。我们或留下或离开,这座城市,我们待了4年,尚未熟悉。

某某人出国了,某某人上研了,某某人找到了一个肥得流油的工作,某某人被遣返到偏远的家乡。一切都以平静的口气诉说,一切都不能引发一点激动。大四的最后几个月是一潭死水。

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研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没意思。”他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后,静静地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中冲洗去了。水房中哗哗地流水,总有好心的同学去关上。而时间是关不上的,虽然我们谁也不说。

快毕业了,粉刺一点也不理会这个变化,依然肆无忌惮地生长,在我们胡须还未茂盛的脸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摔了好几个缺口,还是舍不得扔进垃圾堆里。照来照去,这个脸庞怎么也不能让女孩喜欢。月光都是伤人的,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开心的夜晚。

昆德拉说,聚会都是为了告别。

还在想江南吗?还在写那些关于江南的诗吗?还在为那个江南的女孩子牵肠挂肚吗?

“没有”——说没有的时候,有气无力。大讲堂拆除了,没地方看电影了。而那最后一场电影,恰恰又是看过的。爱和被爱,似乎都没有发生。

同窗们比陌生人还陌生,即使那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直都搞不清楚他的发型是怎么梳出来的。好多次想问,却没有问。

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馆里有460万册藏书。躺在床上是自由的,看不下去的时候,便随手把武侠和爱情扔到床下。

宿舍的墙也会写诗,受诗人们的熏陶,墙上爬满甲骨文,等待下一届的古文字学家们来解读。他们想象得出,自己所住的铁架上曾住过怎样的一位前辈吗?

女生楼前的白杨树,听惯了那五花八门的呼喊,或悠长,或短促,或如巨钟,或如电子琴,或深情,或绝望。那些呼喊的男生站在树下,日复一日地呼喊一个个女生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如花似玉。以后,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呼喊,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

白杨树拱卫着女生楼,一言不发,一对恋人靠着它接吻。另一边,是另一对恋人。

这座宽敞而狭小的校园。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仅仅是为了这座圆明园废墟上的校园,还是为了我们未曾燃烧的青春?

毕业前夕的小饭馆里挤满了毕业生,大声嚷嚷着劝酒的,默默地一杯杯喝光的。酒是青春的象征。那些最撕心裂肺的话,是刚刚喝醉时从心里流出来的。

第一次喝醉酒。原来醉酒的滋味这么难受,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稳,大脑是停止转动的风车。

老板娘说,每年6月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她已习以为常。而对这一茬毕业生来说,这是最后的狂欢。

毕业生是最早光顾食堂的一群。学弟学妹们都还乖乖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他们趿着拖鞋走进食堂,一边皱眉头,一边挑选能够下咽的菜。从凉拌海带里吃出一只壁虎的尸体来的经历,以后将成为一个流传不衰的典故。大学食堂里,好吃的就只有典故了。

毕业生不再给家里写信。每次在电话里,懒洋洋地应付几句。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爱父亲和母亲了,他们只是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毕业生比新生更爱母亲。新生最爱的是女朋友,而经历过酸甜苦辣的毕业生们明白,最爱的还是母亲。

毕业生们更多地谈论起故乡,无论回乡还是不回乡,无论语气是炫耀还是鄙薄。谈故乡好像在谈校园,谈校园又好像在谈故乡,谈着谈着就谈混了。校园,即将成为另一座岛屿,另一个故乡。

怎么就到大四了?能够标志大四的,是蚊帐上的洞洞眼眼,是饭盒上坑坑洼洼的摔掉瓷的地方。而我们自己,失去了什么呢?可惜我们不是蚊帐,也不是饭盒,镜子里还是那张不英俊的脸。

领到毕业证书之后,再看一眼校园,才发现校园陌生得像大观园。

照不照一张穿学士袍、戴学士帽的照片?分辨是庄重多一些还是滑稽多一些?

翻开那些读过的书,密密麻麻的批语是自己写的吗?怎么自己也读不懂了?每本书都代表着某些事件某些场合某些心情。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两个像“书”和“学生”一样亲近的名词了,大学里,我们做过的事情中,相同的只有读书。

毕业了,没有挥手,那太矫情。驼着背,背上背着沉重的行囊。记得来的时候,行囊没有这么重。

那辆骑了4年的自行车该传给师弟们了,师弟们还看得上伤痕累累的自行车吗?曾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孩在天涯,天涯真的很远,不是心灵所能包孕的距离。

自行车的轮轴发出悠长的声音,像江南水乡的桨声。江南,江南,诗里梦里的江南,在北国凛冽的风中凝结成一块透明的琥珀。

冬天,校园的小路上多冰雪,骑车摔跤是常事。有时,一长串赶去上课的学生摔成一堆。大家笑笑,爬起来拍拍雪花,又疾驰而去。

只是因为年轻。那些垂垂老矣的高官,在带有恒温装置的高级轿车里,真的比我们舒服吗?他们浑浊的眸子注视着这群在雪地上滚爬着的青春的躯体,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是否也忆起了当年的青葱岁月、书生意气?

燕园里,“老人”只有西校门的银杏树,它的年龄肯定比这座学校还要大。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抖出一片灿烂的辉煌?银杏叶的那种舒展流畅的生命本色,比黄金不知要动人多少倍。

毕业生们都要到银杏树下拍照。人是名,树是影。人的名是虚幻的,花名册一年一换;树的影是真实的,这是天空对大地的给予。什么叫做“成熟”,到银杏树下去找答案。银杏树还会灿烂下去,因为还会有夏天;毕业生们还会灿烂下去,因为他们的心里装着这个校园。

那么,回首的人,自己站在什么地方?

我们拥有的只有青春,但这足够了。

青春意味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是李大钊的青春。鲁迅却说,青年中也有混蛋,有懦夫,有叛徒。看来,青春也值得怀疑。

他们的青春在昏睡着,他们自称“九三学社”——上午9点起床,下午3点起床。宿舍里各自为政,找不到“公共空间”。唯有睡觉能够达成默契。在痛苦的哲学家与快乐的猪之间往往选择后者,鼾声组成一曲澎湃的大合唱。我短暂的睡梦,时常被鼾声所惊醒。

毕业生们睡眼朦胧地坐在楼前。负暄琐话,只谈旧闻,不谈新闻,大家只对旧闻有兴趣,即使只是一些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往事。毕业前夕的日子宛如在梦中。毕业生不属于校园,也不属于他方,两处茫茫皆不见,脚下踏的是一块浮冰,浮冰正在融化。

坚持或背叛,认同或否定,这不是一个问题,到了哪个村子,便入乡随俗。

电影院和录像厅里,有一半以上是毕业生,无所事事的毕业生。

坐在电影院里和录像厅里,并不意味着喜欢看电影,只是氛围投合心情罢了。在黑暗中,软弱的部分都被精细地包裹起来,屏幕上有一个玫瑰色的世界。故事本身编造得很拙劣,但毕业生们已不再像大一时那样挑剔地批评。他们能体味出导演的无奈。如果他们是导演,他们也会这么拍。

有位年轻的博士调侃说,中文系的学生与其老老实实地听4年课,不如痛痛快快地看4年电影。听课听不出才气和灵感,看电影或许能够看出才气与灵感。

图书馆前的大草坪被抹掉后,歌者们移师静园。我不喜欢静园的草坪,在周围院落的包围下,丧失了草坪应有的从容。但毕业生们顾不上这么多了,在那些没有繁星的夜晚,围成一圈,在角落里自弹自唱。

今夜,有月皎然,他们在唱卡彭特的歌。我坐在另一个角落,歌声从草尖上传来,这首歌从大一听到大四,从进校听到毕业。也许只有逝者能如此准确地把握生命的本质,也许只有毕业生才会真正眷恋这座已经不可爱的校园。

《旧约·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落,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转,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

这是毕业生们唯一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