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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大逗比的毕业感言

2016-05-31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说着不得不说的话,做着不得不做的事,见着不得不见的人。“不得不”代表了我们被生活所迫的窘态。在这种窘态之下,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以逗比的心态聊以自嘲,借以表达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和假装与这个操蛋世界的貌合神离。似乎“不得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唯有顺之,方可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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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多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停在某个时间和地点永不前进。譬如2008年的北京城,并没有指数爆棚的雾霾;譬如静静午后的五四体育场,篮球鼓点般的奏起;譬如桑拿天午夜的餐桌旁,喝着6块一瓶的燕京普啤,觥筹交错、唾沫飞舞、荤素相杂、腹黑嘴损。

可惜的是,上述种种,只是魏王豹的“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于是,我们不得不兴匆匆地来,哀兮兮地滚,而且有多远滚多远。早已不是那个女神一甩秀发,我们小心脏一路狂飙突进的时代了。因为“不得不”。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份工作,然后租个房子,与室友逗比,与女友(或男友)谈婚论嫁,颠起大勺炒盘土豆丝当晚饭,然后洗洗睡了。

我一直以为理想这个东西不存在,只不过是因为觉得不喜欢现实而不得不编造出来的。换句话说,理想也是现实一种。你的理想就是他人的现实。其实我们一直在看别人的生活,然后以一个逼格较高,目前乃至未来自己都无法企及的现实作为自己的目标,美其名曰理想。

当然,我可能错了。也可能是我对的不明显。因为每当别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时候,我或者不知如何回答,或者回答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是在瞎哔哔。我说我要当官,可是当官的千百万,大老虎小苍蝇一大堆;我说我想当科学家,可是我连自己的家都没有,这科学吗?我说我想当老板,老是老了,就差块板子了。

于是,经过岁月无情而又短暂的历练,我发现我成为一个逗比的潜质已然从量变到质变。于是我决定不能沉沦就此,于是我不得不收起我的所谓理想,然后向别人的现实出发。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已然成为我生活的最佳注脚,我也由衷而又恶毒地把这句话送给你,你,还有你。

生活在别处,多么正确而又无比装逼的格言。此时此刻,当我在万柳公寓写下上述废话的时候,我不得不佩服写这句话的那个捷克老头子。我待了1年的万柳,我学了3年的硕士,我混了7年的北大,都已经成为过去,而我即将骑着自行车踏上不归路的别处人生。

几天以来,迎来又送往,喝醉说大话,满手玻璃碴,都在向我宣告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未到来。从此不为学生,只做校友,进校门出示证件,没带证件还要登记。学一学五,农园家园,康博思面食部,想着一群快乐的二逼青年、文艺青年、普通青年刷卡买饭,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当我送走好友时,当我因不能买站台票而不能送其上车时,我多么希望能够给北京站留下一行清泪,显示我粗犷的外表下糙了吧唧的内心。可我看到火车站特警站岗、武警巡逻的同时,我难以流泪,生怕把我流泪当成一种按下按钮的信号。我向好友挥挥手,带走了一身臭汗,然后无比装逼地在站前垃圾桶旁边抽完一颗烟,45度仰望看不到的天空几秒钟之后,义无反顾地冲向地铁站,去寻找那梦中的冷气。

我知道好友不会怪我的,因为她也是一身臭汗。我知道如果时间能够再长一点,或者检票的叔叔阿姨能够让我通过那道安监系统时,我说不定会流泪。我多么希望我能痛苦一回,然后费上一袋纸巾,通过朦胧泪眼减轻我的近视度数,好向周遭人群证明,我是多么不知害羞地毫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又或者,我是多么在乎这一趟地铁所花的2块钱,不哭收不回成本。但是,我只是伤感了一会儿。

说散就散,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情。昨天还一起朝夕相处夜夜卧谈,放屁打饱嗝声声相闻的兄弟,今朝一时就各奔前程。某个寝室人员全部走开之后,保洁大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其寝室扫荡一空,那怕连一个纸片都没留下。待了3年最终还是难留一物以睹,这或许就是生活的悲哀,又或者就是我们生活的常势。

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各地战场,打尽枪里所有子弹,然后撒一泡尿,冷却枪管,提了裤子,或者来不及提裤子让别人提,或者根本没穿裤子让东莞提就走了。临走了只能说道:不过如此。革命前辈有言,世界是你们这帮孙子的,也是我们这帮爷爷的,但终究还是你们这帮孙子的。好吧,我承认,我就当一回爷爷吧。某个逗比也许会说:“你!大!爷!的!”

收拾行囊,奔赴战场,这是盖棺定论之前最为英勇的人生行为。人生没有弱者,能够活到明天见到太阳的都是赢家。当然处于北京的雾霾天气的语境下,就当我说的话是夸张修辞手法吧。别人说我没正经,我不得不辩解说,我正经的时候,你们都在看爸爸去哪儿了。

那好吧,以庄严肃穆的语气,我要说:再见,北大!再见,万柳!再见,我的学生时代!我以七年的青春和20来万的代价把大学上了,壮哉!这价格,估计李师师、杜十娘也会相形见绌的。好吧,我又不正经了。可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谁又正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