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离天津并不远，可是一出前门车站，满目高城箭口，金瓦红墙，就像突然走进了历史。
夏天的当午，长安街上不见多少行人。三轮车拐进北河沿，沿着小河的柳荫送我到北大三院门口。我扛着破旧的柳条箱刚走进那青砖的拱门，就出来一位50岁上下的工友。“先生，我给您扛！”他笑眯眯地说。“先生？”还没容我反应过来，那柳条箱已经跑到他的肩上。在不知所措的当儿突然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那是1951年的暑假，我18岁。
在天津一中上高中时的国文老师刘裕藻先生，自称“北大庙的和尚”。上课只带两支粉笔，没书没本儿，讲古文张口就来：“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而且，课间总忘不了聊点儿北大的掌故、趣闻。从京师大学堂到西南联大，讲到开心处就纵声大笑，讲到愤怒处就戟指痛骂。从那时起我就偷偷存下一个念头：上北大。
历史真的有让人身不由己的吸引力。一到学校就出去东跑西转。三院院墙东北角上刻着“译学馆”三个斗大正楷字的界石、红楼后身民主广场上耸立的铜钟、图书馆大厅悬挂的西南联大碑文、孑民堂上蔡元培校长的胸像，还有校史馆里那历尽劫波的“大学堂”巨匾，在印证着许多听过的故事，似乎连自己都成了故事里的人。“北大，我来了！”当时那种幼稚的自视，说明那时的我，毕竟还没有长大。
一年级没有多少课程。那时正在抗美援朝，又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教授们忙着学习、检查，学生们忙着开会、打虎。所以，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不是课堂，倒是大报告不断的民主广场。
沙滩北大没有容纳全校同学的大礼堂。许多报告都是坐在广场上听的。南汉宸、刘鼎、钱正瑛、伍修权、钱端升、王震、薄一波等许多名人都来讲过。那时的报告很实际，不用讲稿，也没有官腔，像谈天一样把前线的战况、世界的时局、国家的前途、大学生的使命，实实在在地摆出来，听得你热血奋胸，摩拳擦掌。提问的小条子不断从各个角落飞向讲台。从这时起，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力量，从一个独来独往只知道坐图书馆的沉默少年的心里，萌生了入团的念头。从北大的民主广场，我开始长大。
1952年秋天迁校到西郊，从此与未名湖相伴六年，摸索自己求学的道路。
远离城市的燕园，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去处。那时北京城垣还在，西直门连同它的甕城、箭楼都还完整地保存着。出了西直门是一条直通颐和园的大道。两旁只有不多的几处房舍、村庄，点缀在一片碧野之中。进了燕大西校门，只见一鉴方塘，玉桥横卧；迎面松墙碧草，华表崇楼；转过崇楼，有幽林山径；才出山径，便觉一片波光，豁然开朗，那就是慕名已久的未名湖。
新校舍正在赶建。“远东第一大饭厅”——就是如今的大礼堂，还在施工。文史楼、生物楼、地质楼 、化学楼、哲学楼、教室楼，有的正在装修，有的还没拆脚手架。那时在大饭厅和哲学楼之间，本来有通海淀，像一道壕沟，把校园隔成南北两区。壕沟之上两区之间架着一座木桥，每天往返路北教学区和路南宿舍区都要过桥。宿舍区本是燕大的农园，西边是大饭厅，东边是学生宿舍——也是新建的，都是二层的简易小楼，有十四五栋。其余除一座土山和破败的旧庭院，什么都还没有。
大饭厅是全校同学的生活中心，每日三餐要往返六次，所以学校的告示、社团的海报、同学的启事都在那里张贴。马寅初校长著名的新人口论，就是在大饭厅向全校同学发表的。
大约是1956年的一天，大饭厅前贴出一张告示。看那字，像是马老自己写的，一张大白纸上只有一句话，意思是某月某日他要在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说。“演说”这个词久已不用，看着眼生得很；到那天，饭厅里坐满了学生。那时讲台在西边，东边是门，但不常开。而且没有座位，听讲要自带凳子。
马老登台了。他身材不高，圆圆的脸，笑眯眯的眼，如果留起胡须，活像个满面红光的圣诞老人。近80岁的人，讲起话来底气十足，而且有适度的幽默。
演说的中心意思是：我国人口1949年以前是四亿五千万，如今已经有六亿。再不控制，还要几亿几亿地生。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人，要吃多少，穿多少，用多少；需要多少学校，多少医院，多少设施，多少资材，而国家一年的生产能力能有多大，土地又有多少，作为经济学家，一笔一笔他都有个概算；他说：再不节制生育，就会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形成“团团转”的恶性循环，人口成为中国无法承受的重负。那时候，未来的中国政治家要埋怨今天的政治家们没及早绸缪。这些话头我记得清清楚楚。讲到动情之处，马老高声抗辩：“有人说：‘马尔萨斯姓马，你也姓马，你们是一家。’可是你要晓得，马尔萨斯姓马，马克思也姓马呀！”全场大笑。
马老40年前发出的警报终于被当时“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主旋律淹没了，中国尝到人口过多的苦头。拒绝警报是时代的失误，而先知先觉的警报者马校长，是北大不该遗忘的历史光荣！
未名湖上的岛亭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爱那里的枫和松，还有那个大石舫。坐在石舫上看湖心的月亮，真想跳下水去抱住它。这个岛似乎从未命名过。我们在校的时候，侯仁之先生曾提议叫“枫岛”，但没有叫开。大家还是习惯地称岛亭。二年级有一段时间很苦恼，晚上经常一个人到这里来“闹情绪”。
报考中文系的学生十之八九是迷恋写作，幻想当作家。但中文系并不培养作家，这是一到校杨晦系主任就讲得明明白白的。然而我对文艺理论和文学史却很少兴趣。觉得那时讲的文艺学，说到底，无非是一个说：“文学要写出人本来是什么样的”，另一个说“不！文学要写出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么两造的官司，打也打不清。而文学史离不开研究文学的社会背景。研究社会却又不是我的长项，何况背景并不是艺术的本身。那时我陷入无法解脱的苦恼，觉得自己并没有学文学的天分，再也不想读中文系了。
但是当时对学生的要求是“巩固专业思想”，根本没有转系的希望。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一开讲，就把我吸引过去：一张语言表竟可以囊括全人类的语言，而且根据语言的性质和条件就可以研究出种种不以人们的好恶为依凭的演变规律来；语言学正好符合自己追求确定性科学结论的心理。从那时起，学文学还是语言学，在岛亭思索了多少个夜晚；文学是湖心的月亮，我深深地爱着它却又抓不住；语言学是水上的石舫，坐上去实实在在，和我的心理相通。最后的抉择还是告别对文学的初恋，走适合自己气质的路。是未名湖的启示让我又长大了一点儿，而选择语言学装也，却要感谢高名凯先生的启蒙。此后的一年，我被选为“语言学概论”的课代表，认真地念完了高先生的课，给自己今后的学习铺了一条比较平实的路。
在校的最后两年是在25楼度过的。老式屋顶的那座25楼原本是给留学生盖的，大家叫它留学生楼。后来留学生搬到四院五院那边去，我们从19楼迁过来，这里就变成研究生楼。至今，每当路过南校门，如果有同行者，我总要指给他：“那楼我住过。”
研究生的生活主要是读书。王力先生开的必读书并不多，但嘱咐过一句话，要“读书得间”，并且规定每本读完都要给他写个报告。我想是因为“得间不得间，一看报告就明白。当时罗常培和王均两位先生的《普通语言学纲要》正在《中国语文》上连载，题目用的是《语言学常识》，署名用的是笔名“田恭”，语音部分的必读书里就有它。我读过之后写了个报告，题目叫《对田恭先生<语言学常识>中几个问题的意见》。还有一本劳乃宣的《等韵一得》，是一部中国传统语音学著作。这份读书报告，有列出好几条理由，对王先生在《汉语音韵学》里解释劳乃宣语音体系中某一个音的说法提意见。一个学生在读书报告里反驳权威学者，其中还有自己的业师，可真是“童言无忌”了。没有想到，前一个报告罗先生也给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语言学论丛》上。而且，两篇报告后来都产生了一点儿影响。听魏建功先生说，罗先生把《常识》修订为《纲要》的时候，关于语音的社会性一节，就是采纳了我那无忌的童言补充的。前几年，看见一位海外学者研究《等韵一得》的论文，他特别说明，对劳乃宣语音体系的构拟，基本采用“未迟先生”的拟音而有所改动。“未迟”就是40年前我那篇读书报告发表时用的一个意在自励的笔名。
两个读书报告的发表，不但鼓舞了我求学的心志，而且两位师长用他们自己实实在在的身教告诉我：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有求实的精神、容人的雅量和奖掖后学的热肠。做学问就是探求真理。真理是天下之公器，不是谁可以得而垄断，摸不得碰不得的。这就是北大的民主学风。我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走进长达20年之久，多少人亢奋，多少人迷惘，多少人沉默的那个最困惑的时代。还未来的及完全长大的我，也只得扛起七年相伴的柳条箱告别未名湖，从25楼出南校门，走进这时代的困惑中去。不过可以报告母校的是：在我离校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带上北大的学风。20年以后，我自己也办起刊物来。曾经有几位青年作者来稿，对我这个主编写的文章提出商榷。这时，我没有忘记当年师长的身教。当我把他们的来稿亲手加工好，印出来，并且给他们寄出去的时候，我尝到了王力和罗常培两位先生20年前的喜悦。我毕竟长大了！
李思敬
作者简介：
李思敬，（1933.2—2000.5）河北宁河人。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语言学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58年在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毕业。他才华横溢、字句精深，早在1956年就发表过语音学方面的文章。中断20多年以后，到了80年代先后出版了《汉译“儿”音史研究》、《音韵》、《五经四书说略》等专著，论文三四十篇，还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儿”音史研究》填补了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个空白，获王力语音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