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歌声，回荡在彩云之南，描绘着乌蒙山的壮丽传奇；有一种选择，同样发生在这片土地，用脚步和汗水书写着无声的奉献。近日，新华社以《青春作笔写山乡》为题，报道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级硕士校友李润南的驻村故事。从天安门广场上的时代感召，到乡土中国的躬身入局，这位北大人正俯身于乌蒙山深处，为那片土地连接起一个更广阔的“山外山”。

新华社报道

《中国青年报》头版报道

入山：第一枚“勋章”

李润南与乌蒙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一场危急的汛情。

2024年，李润南被选派到乌蒙山深处的昭通市盐津县豆沙镇万古村驻村。持续强降雨诱发了山体滑坡，他的人生第一场抗灾考验也随之而来。情况紧急，他跟着经验丰富的村干部和驻村队员冲在一线，拍照取证、记录灾情、给受灾的农户抢搭帐篷。

在汛期的山区，许多参与抢险救灾的基层党员干部都要时常行走在污泥之中。每逢汛期，他们都需要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应对险情灾情，满脚污泥已经不足为怪。

初来乍到的李润南缺乏经验，低估了山区盛夏异常凶猛的蚊虫。为便于行动，他只穿了条运动短裤。几个小时下来，他只顾着手里的活，直到一阵火烧火燎的刺痛从腿上传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小腿上密密麻麻全是红肿的疙瘩，整条腿肿得发亮，几乎比原来粗了一圈。第二天，他几乎无法正常走路，只能拖着“废腿”一瘸一拐地继续工作。

身体的痛感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书本上的话语瞬间变得立体。那一刻，李润南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代在梁家河“闯五关”的故事，尤其是那“第一关”——“跳蚤关”。山区的考验，不只在于滑坡抢险时的惊心动魄，更藏在这些蚊虫叮咬、碎石硌脚的细节里。

这是李润南第一次直面山区的灾情。他在抢险救灾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村民的房屋被泥水浸泡、墙体垮塌。而时刻待命的基层干部不负群众所望，迅速挑起了灾情应对的重担。村委会干部从得知灾情的第一时间就作出响应，开启深夜抢险工作，上报灾情、协调物资、冲上一线清障救援……那一刻，李润南看到，基层党员、干部们的脊梁，就是乌蒙山最坚固的防线。

李润南（左）与村民一同在田间劳作

解题：从“田园诗”到“发展函数”

山村闭塞的交通、匮乏的资源，以及村民们初见这位“城里人”时，那种混杂着好奇、疏离与不信任的眼神，都让他感到挫败。他带来的许多“完美设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水土不服。

理想主义者最大的武器，是学会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面对这些挑战，李润南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修整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总结出三点有效的应对策略：变方法、变角色、变心态。他开始“泡”在村里，走家串户，学着讲拗口的方言，听家长里短。他发现，脚下有泥，才能心中有底。通过与群众“交心”，他对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听着村民们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方言，讲述着生活的巨变——几年前还要走几公里山路去挑水的村子，如今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与满足，远比任何报告都震撼人心，也更加坚定了他把前人工作成效巩固好、拓展好的决心和信心。

李润南（右二）在村民家中走访、了解情况

他协助村委干部、驻村工作队一起谋划产业振兴，探索让“山货”真正“出山”的新路子。他们在历任驻村干部努力的基础上，推动人工菌产业发展，将闲置的旧鸡舍升级改造成菌菇培养棚，并给新建的菌子加工厂取名“同兴”，寄托着全村“共同兴旺”的美好愿景。在风险防控和民生保障方面，他们建立了动态的防返贫监测机制，对自然与社会风险进行科学测算，为困难家庭“量身定制”帮扶方案。“乡村振兴并不是浪漫主义的田园诗，而是需要科学决策、精准测试的发展函数。”这句话，是李润南在思考与实践后总结出的方法论。

李润南（左）与工作人员一同在万古村同兴加工厂检查维护设备

驻村期间，李润南为村中儿童改善了活动中心，引进高校资源开拓视野。在实际工作中，他深刻认识到教育帮扶是乡村振兴的治本之策，也许资金的投入确实能解决一时之困，但要真正消除贫困，还要从思想的根源着手，“扶贫先扶智，才能真正激活当地发展的内生动力”。他与基层驻村干部们一同通过沪滇协作机制邀请上海复旦大学的老师为同学们介绍上海的情况，举行了“山海共学”同行的教育帮扶活动，以云端课堂的形式给山区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见世界的窗。当孩子们第一次通过屏幕看到复旦大学、看到上海的模样时，眼中迸发出的光芒，让李润南看到了比产业扶贫更深远的力量，他计划在未来把教育帮扶活动形成机制，常态化开展，更好地惠及基层。“一茬一茬的驻村工作者接续努力，正是为了阻断地方贫困的代际传递”，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教育扶贫让群众掌握发展技能，才能实现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思想转变。

李润南在课间同万古村万古小学的孩子们玩耍

底色：从燕园到家乡的精神接力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条路？

“一是北大的家国情怀，二是导师的言传身教，三是建设家乡的初心。”李润南的回答清晰而坚定。

对他而言，2021年7月1日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天安门广场，他作为北大学生代表，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当“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的庄严宣告响彻广场时，一股巨大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击中了他。

“能在毕业后亲身参与到乡村振兴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将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个念头，在那一刻深深刻进了李润南的心里。在北大的学习，尤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背景，让他拥有了更宏大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中国的发展。他愈发觉得，这样的成就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如此壮举。而从云南到北京，巨大的地域发展不平衡，也让他那颗“将所学用于家乡”的种子破土萌发。

“治学先为人”，这是导师言传身教的第一课。求学期间，他跟随导师参与了大量课题调研，足迹遍布各地。导师那种“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让他明白，做研究不能只在象牙塔里。在北大不只收获了知识，更习得了将复杂问题提炼为可结构、可测算、可落地问题的分析研究能力。

“做研究与做工作，本质是相通的”，李润南说，“都需要发现主要矛盾，然后找到解决方法。只不过基层的变量更多，更复杂。”

驻村前，他在云南省商务厅参与一项省级课题，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他精准找到了云南与南亚贸易发展的一个突破点。这份调研报告，最终获得了省领导的亲自批示。如今研究成果正在云南省一步步落地，成为具体可行的政策，他更加坚信了“知行合一”的力量。

从万古村的发展，他看到了“长期主义”和“接力思维”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可能不会立刻看到成果，但都是为未来铺路。就像现在村里的成绩，是多少任村干部、驻村队员，一茬接着一茬干出来的。”

这也是他想对北大的学弟学妹们说的。在学校里，要珍惜每一次实践和试错的机会，刻意训练自己拆解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

“钥匙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但要先勇敢地推开那扇门，才能找到脚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