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大年初二，湖南怀化辰溪县黄溪口镇，淅淅沥沥下着小雨。

黄溪口片区逢农历二、七赶集。春节返乡的车流与赶集的人群汇聚在一起，沿河路三岔路口堵得水泄不通。下午一点多，靳盼盼已经在雨中疏导了几个小时。

一辆面包车开到他面前，突然停下。车窗摇开，一把旧伞递了出来。

“我不认识你，伞怎么还你？”靳盼盼迟疑了一下。

“我认识你。你是为我们服务的。”

这是北大校友靳盼盼在黄溪口度过的第三个春节。

三年前，他离开北京，来到这座沅江边的小镇。那时，去一趟县城要在崎岖山路上辗转近三个小时，中途还要换乘轮渡。后来路修好了，桥也建起来了，单程仍需近两个小时。

如今，靳盼盼已经结束基层锻炼，回到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从事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研究。

到湖南去，了解具体的生活

比起强调一个北大学生离开北京、走进湘西大山作出了怎样的取舍，靳盼盼更看重基层经历能让人看到什么、学到什么。

在他看来，基层锻炼是青年成长培养的重要一环。从政策落实的末端、群众生活的近处入手，亲身经历过基层工作的具体与复杂，今后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都能在文件、数字和汇报之外，对基层实际多一分体察，对中国国情多一分真实而具体的理解。

走出校园后，他一直想知道，自己所学的知识最终要面对怎样的社会，又能在具体工作中发挥什么作用。

湖南为他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的窗口。

这里既有经济活跃的长株潭地区，也有大湘西山区；既有活跃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制造业企业，也有村庄、学校和仍待改善的公共服务。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活方式和治理场景在这里交织。

当然，作为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他的选择起初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他没有花太多时间解释，更愿意到具体工作中寻找答案。他希望把自己的逻辑思维和专业背景带入政府工作，在技术、产业、公共治理和社会需求之间寻找结合点。在他看来，新技术能否发挥作用，不只取决于技术本身，也取决于人们面对的具体问题。

到黄溪口后，他开始在一项项具体工作中检验自己的想法。

好想法，先过现场这一关

在黄溪口，靳盼盼参与推动了“乡镇学堂”和少儿编程两项工作。

走访中，他发现，一些农村学校的课后服务内容相对有限。下午四点半之后，校园里的课外活动并不丰富。孩子们并不缺少兴趣，学校也愿意提供更多课程，真正缺少的是稳定、丰富的课程资源。

他想起在北大读书时接触过的爱心社支教项目：能不能把北京高校的课程通过线上直播送到乡村小学，为当地课后服务补充一些内容？

他很快联系上北大爱心社，对方也愿意组织志愿者试课。第一期“乡镇学堂”很快排上了日程。

但第一次试课的效果，远没有他预想得那么好。

刚开始，他有些急于求成。一堂泰国文化课的内容离乡村孩子的日常生活较远，线上讲授和线下组织也没有磨合好，实际效果与预想相差很大。

“当时觉得想法很好，真正到了课堂才发现，自己想得还是太简单。”

这次失败让他意识到，基层创新不能只靠一个好故事。孩子能不能听懂、老师能不能配合、学校是否愿意组织、课程能不能长期坚持……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每一项都是项目落地必须跨过的门槛。

后来，他们缩短课程时长，调整课程内容，增加更贴近孩子生活的知识，并固定线下教师协助组织。经过几轮调整，“乡镇学堂”才逐渐稳定下来。之后，这套模式渐渐开来，陆续又有十几个乡镇开设了类似的线上课后服务活动，参与的大学也有几十所。

少儿编程的探索，也并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

在北京读书期间，他曾接触课后教育、课程设计和编程启蒙。到了黄溪口，他发现，过去那些并不成熟的尝试，反而为眼前的工作提供了思路。

农村学校开展编程教育并非完全没有条件：学校有机房，孩子有兴趣，一些年轻教师也具备学习能力。欠缺的是适合当地的课程、能够持续授课的教师，以及把这些分散条件组织起来的人。

趁着张贤校友到当地支教的契机，他和学校开始试点少儿编程。这一次，他们没有急着扩大规模，而是先教老师、再教学生，先在一所学校小范围试课，再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

在推动项目的过程中，靳盼盼也注意到，一些项目高度依赖外部资源投入。一旦外部支持减少，项目便很难继续。

因此，从一开始，他考虑的就不只是“这件事能不能做起来”，还有“谁来接着做”。

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在培养本地教师上，让教师先学会，再带着学生学；把课程、设备和日常教学结合起来，待一所学校基本跑通后，再逐步向其他学校推广。

“不能只想着自己在任时做出一个亮点，还要想，自己离开以后，这件事能不能继续运转。”

这些尝试能够落地，离不开组织的信任，也离不开当地学校、老师和北大校友的支持。课程从试点到调整，是多方反复协调的结果。

在一件件小事里，成为“自己人”

刚到黄溪口时，靳盼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乡人。

山路遥远，方言听不懂，对当地的生活习惯也不熟悉。

在黄溪口工作的三个春节，他都主动留在乡镇。

他曾跟着村干部调解矛盾纠纷，一直忙到深夜；坐着冲锋舟在沅江上巡查；也曾在一天之内三次上山救火。更多时候是走村入户，处理一件件琐碎却绕不开的小事。

基层工作的许多时刻并不宏大，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往往就在这些反复出现的小事里慢慢建立。

到了第三个除夕，他从早到晚吃了六顿年夜饭。后来他开玩笑说，那天最难的不是值班，而是吃完一家，还得想办法接住下一家的热情。

从最初被怀疑只是来“镀金”、走过场，到被乡亲们请进家里吃年夜饭，他逐渐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大家眼中的“自己人”。

“群众不一定会说漂亮话，但他们看得见你在做什么。”

让想法进入现场，让文字走出纸面

怀化地域辽阔、山多路远。三年间，借着调研、走访和工作交流的机会，靳盼盼几乎走遍了全市190多个乡镇，对基层的认识也从黄溪口这一个点，逐渐延伸到不同地方之间的比较和观察。

校园安全、卫生健康、文化活动、办公室运转、联系村工作……这些工作未必引人注意，却构成了乡镇日常运转的基础，也让他逐渐熟悉基层工作的节奏。

靳盼盼习惯把工作中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下来。几年间，他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笔记，也经常和年轻干部交流自己的想法。

他坦言其中有些认识还不成熟，后来回头看，甚至略显幼稚。但他并不因此否定这些记录。

“年轻时的很多想法未必正确，但不能因此停止思考。保持求知欲，把疑问和判断记下来，再到实践中验证、碰壁和复盘，一个人的认识才会在反复修正中逐渐形成。”

相比文字是否漂亮，他更看重调研能否发现问题、说明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提供依据。对他来说，写报告不是工作的终点，重要的是把零散情况整理成可以讨论和处理的问题。

县里摸排校车需求时，他开展“黄溪口小学学生上下学交通方式调研”，对学生家庭住址、通学距离和交通方式等情况进行分析，用具体数据反映偏远地区学生上下学面临的困难，为学校反映通学需求提供依据。

他还花了两年时间撰写《村干部队伍建设研究》，梳理村干部在政策落实和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在他看来，乡镇并不是政策触达群众的最后一环。许多工作真正落实到千家万户，还要经过村干部。他希望通过走访和梳理，了解村干部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的问题，也借此认识基层治理具体如何运转。

无论是协调一项具体工作，还是完成一份调研报告，他所关心的都是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再寻找能够落实的办法。有时是一门课程，有时是一辆校车，也可能只是把基层工作中的困难如实记录下来。

场景变了，方法没有变

如今，他结束基层锻炼回到长沙，在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从事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研究。

回望基层三年，他并不认为最重要的是做成了哪一两件事。

“事情做成了，慢慢也就过去了。真正留下来的，是失败中积累的教训、实践中形成的思维、对群众诉求的体察，以及对真实社会的理解。”

过去在黄溪口，他面对的是乡村教育、课后服务、孩子成长和基层治理；如今在省工信厅，他思考的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

工作场景变了，他处理问题的方法没有变：从真实需求出发，把一个想法变成能够被理解、接受和使用的具体方案。

基层经历也让他更加关注技术之外的因素。

一项人工智能技术能否真正落地，不只取决于技术是否先进，还取决于企业有没有需求、成本能不能承受、数据能不能支撑，以及原有的生产方式和工作流程能否相衔接。

这与当初推动“乡镇学堂”、少儿编程并没有本质区别。一个想法听起来再好，如果不能进入现场，也很难真正产生价值。

在他看来，很多事情不会一开始就成功。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失败后复盘，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

学校给予人理论、方法和视野，但中国的真实运行存在于县城、乡镇、村庄、学校、医院和企业车间里，藏在那些细小而具体的社会末梢中。

到中国社会的“毛细血管”里走一遍，会更清楚面对的是什么，也更清楚一件事该从哪里做起。

基层三年，也让靳盼盼重新理解了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不是喊口号，而是在看见现实的复杂之后，仍然愿意做一点具体的事；明知道事情很难，还是愿意把一件有价值的事慢慢做成。”

地点和工作内容不断变化，对他来说，重要的仍是走进现场，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再从一件具体的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