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四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牢记党的嘱托，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对学习宣传贯彻重要回信精神作出部署，推动先锋宣传进学校、进基层、进新兴领域。北大青年从燕园启程，扎根科技攻关、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基层一线，以实干作答、以实绩证道，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征程中书写青春答卷。北京大学校友会推出「青春奋进向复兴」系列专访，走进“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奋斗现场，记录他们的青春选择，以青春之名献礼建党105周年。

濛溪河边，郑喆轩走到一处几乎不像会有发现的地方。

在他的回忆里，那是一个“最后的最后”的位置。常规区域已经看过，前面是洪水过后的泥淖。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直到一块不足1平方米的三角形地带。郑喆轩刮了一下，泥里出现了石器，也有动物化石。

“确认了，是遗址。”他说。

这个瞬间后来被他反复提起。不是因为它有多戏剧化，而是因为它太像旧石器考古的日常：多数时候没有答案，甚至看起来没有希望；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就要再往前走一步，再弯腰看一眼。

2026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校友郑喆轩获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的“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对一位考古人来说，“先锋”二字并不总是出现在聚光灯下。更多时候，它出现在高原的风里、河边的泥里、遗址现场的探方里，也出现在一次次“不确定”面前。

让远古四川有了轮廓

旧石器时代离今天太远。没有文字，没有完整的建筑，没有一眼就能辨认的器物组合。很多时候，考古人面对的是石片、石核、骨骼碎片、土样，甚至只是地层中颜色和质地的一点变化。郑喆轩常说，旧石器考古像是在翻一本“无字天书”。要从泥巴和石头里还原古代社会，靠的不是想象，而是见微知著。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他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不要急着下结论，而是不断适应它，寻找应对它的办法。

皮洛遗址和濛溪河遗址，是这套方法逐渐结出的重要成果。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平均海拔约3750米，地处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500米，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青藏高原上目前年代最早、地层堆积连续、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2020年，郑喆轩在川西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中发现皮洛遗址。2021年到202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该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郑喆轩于四川稻城皮洛遗址考古发掘

在郑喆轩和团队看来，皮洛遗址的意义不只在于“高”。它更重要的地方，是在高原这样的极端环境中，保留了长时段多方向远古人类活动的明确证据。砍砸器、刮削器、手斧、薄刃斧等遗存，把古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历史向更深处推进，也让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不再只是一个“可能有”的问题，而成为可以通过地层、器物和年代进行讨论的实证课题。

濛溪河遗址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现场。濛溪河遗址群第一地点发现于2021年。2022年至202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考古发掘。测年显示，遗址处在距今约8万至6万年，是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遗址保存了丰富而罕见的石器、动物和植物遗存，为研究早期人类行为提供了重要材料。这一遗址后来被列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一个在高原，一个在盆地浅丘；一个让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有了更清晰的实证，一个让远古人类生活图景以更丰富的形态呈现出来。郑喆轩没有把它们讲成突然降临的“奇迹”。在他的叙述里，它们更像是在长期空白中一点点被找出来的坐标。那些原本被认为模糊、遥远甚至空白的部分，开始有了可触摸的证据。

工作中他慢慢知道，所谓空白，并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它也可能意味着还没有人把线索找出来、连起来、讲清楚。

郑喆轩在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清理出土遗物

高原上的“再试试”

2019年，郑喆轩迎来一个转折。

那一年，四川要开展川藏铁路相关文物调查。川藏铁路沿线工作辛苦，前期地勘人员常常风餐露宿，工作环境复杂，时间紧、任务重。郑喆轩在单位会议上听到这项工作后，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契机。

会后，他给领导发去了微信，说自己可以试一试。这个“试一试”，后来把他带上了川西高原。高原工作首先考验身体。郑喆轩回忆，团队上高原前做了不少准备，但真正进入高原后，仍然会面对频发的极端环境、严重的高原反应以及这些情况下艰难的爬坡上坎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找到远古人类活动的痕迹。

“不确定性永远比确定性多。”他说。

前期调查并不顺利。郑喆轩谈到，他们曾经在高原地区跑了十多天，什么都没有发现。那种状态，从失望到近乎绝望。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时，路边出现了一个两河交汇处的台地。他心里有了一个念头：要不再试试？

车停下，人爬坡。从坡底往上，一步一步看。开始仍然没有发现。直到某个位置，忽然发现了一件具有突破意义的石器。这类瞬间，在郑喆轩的讲述中不止一次出现。他从这些经历中总结出一个很朴素的工作方法：要有好的心态，也要有韧劲；要尽量把事情做到某种极致。

郑喆轩在川西高原考古调查

这不是简单的“吃苦”。对旧石器考古来说，判断才是关键。为什么看台地？为什么关注两河交汇？为什么在泥潭尽头还要刮一下？这些都来自专业训练和田野经验。早期人类活动离不开水源，河滩、阶地、台地常常是寻找遗存的重要线索。一个考古人的工作，就是在地貌、沉积和材料之间建立联系。

郑喆轩在采访中多次提到“心态”。他不是说心态好就能找到遗址，而是说，面对旧石器考古这种高度不确定的工作，如果太容易惊喜或太容易气馁，都很难走得远。“让子弹飞一会儿。”

皮洛之后，郑喆轩和团队在川西高原的工作逐渐打开。高原不再只是遥远而艰苦的背景，它成为一处可以提出问题、寻找证据、推进研究的现场。

那些弯路，后来成了底气

郑喆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顺利走上旧石器考古的主线。

2007年，他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习。2014年，他从北大毕业，到四川工作。2024年，他回到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言，回望离开北大的十年，说得很坦率：刚工作的前五年，他很茫然。

那几年，他每年出差近300天，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保护，却几乎没有机会做旧石器考古。他说自己“从新石器挖到了改革开放”，既发掘过大量明代墓葬，也现场负责过江口沉银发掘，他说，那是一段“狼狈”的历程，甚至可以称为“天崩开局”。知道四川存在巨大的研究空白，却没有足够时间和团队真正展开。但他又说，人生可以走弯路。回望过去，弯路上也可以看到甚至享受更多“风景”。

对他来说，前五年的各类考古工作，确实在后来变成了底气。他通过大量配合基建考古，熟悉了四川不同区域的地貌、人文环境和基层工作方式，也训练了现场组织、沟通和判断能力。等到后来真正把更多精力放回旧石器考古时，这些经验都用得上。

“万事开头难，但是没想到这么难。”郑喆轩说。

北大给他的影响，也不是一句单薄的“母校情结”。他谈得更多的是老师们的朴实、脚踏实地，以及一种跨学科的训练。旧石器考古天然需要多学科支撑，古人类、古动物、古环境、植物考古、地质地貌，很多知识读书时未必立刻知道怎么用，到了复杂的地理环境里，才慢慢显出意义。

作为校友代表在考古文博学院2024年毕业典礼上发言

在他看来，燕园给他的滋养之一，是自由思考和兼容并包。后来在田野工作中，这变成了一种更具体的能力：包容不确定，包容自己的不足和他人的见解，包容一个项目还没有立刻出现结果，也包容年轻团队在成长中犯错。

有些路，当时看是偏离；后来才知道，它让人更懂脚下的土地。

“盲目的乐观主义”

郑喆轩的工作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他提到，自己的团队也是从“白纸”开始的。2020年前后，他几乎还是一个人。此后，年轻同事陆续加入。外界常说这支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郑喆轩自己也很清楚，年轻意味着活力，也意味着经验不足。他说团队成员从最初的不自信，到“有那么点自信”，再到慢慢形成一种“乐观且自信”的状态。面对空白区域，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遗址；面对一个探方，没人知道地下究竟有什么。这样的工作不可能靠简单的口号支撑，必须在一次次调查、发掘、整理和复盘中建立信心。他曾半开玩笑地说，做旧石器考古，需要一点“盲目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不是心存侥幸，而是在不确定的田野工作中，仍然保有对发现的信心。找到遗存，是对判断和努力的回应；一无所获，也不意味着失败就此定论。停下来复盘，换一个角度，再试一次，常常也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

这和他自己的经历是一致的。

高原上十多天无发现之后，再试试；濛溪河泥潭里常规区域看完之后，再试试；四川旧石器考古长期薄弱，也不是因此接受空白的理由，而是要一步步去调查、去发掘、去建立研究基础。四川旧石器考古过去基础薄弱，对研究来说是一张白纸；对团队来说，也是一张白纸。白纸意味着难，也意味着可以画出新的图。

几年下来，一批年轻人正在田野里学会判断地层、辨认石器、处理样品，也学会面对失败和不确定。所谓“先锋”，在这里不是一个人的独行，而是一条路被慢慢踩出来。

面对年轻人关于“冷门专业”的疑虑，郑喆轩的回答也很实在。真心热爱考古、文博、人文社科的年轻人，应该多查资料、多了解现实，不要只凭一时热情作选择。但他也不赞成刚遇到落差就马上放弃。选定之后，先踏踏实实学一阵、做一阵；如果认真投入之后仍然觉得不适合，再调整也来得及。

“哪有永远的热门？”因为他确实坐过冷板凳，也确实一点点把冷板凳坐出了温度。

挖好土，也讲好故事

旧石器考古面对的是遥远的时间，但郑喆轩越来越意识到，它不能只停留在专业圈里。

他说，过去重要考古发现从发掘、长期研究、报告出版，再到文物移交、进入博物馆展出，周期可能以十年计。等公众真正看到，往往已经是很久之后。但现在不一样了。

“考古热”“博物馆热”让越来越多人关心历史和文化遗产。公众想知道考古现场发生了什么，想理解这些石器、骨骼、植物种子和土样为什么重要。郑喆轩觉得，考古人需要思考，怎样让新的考古成果、新的考古故事，更快、更准确地与公众见面。

于是，他和团队做了一些探索。皮洛遗址发现和发掘后，团队与地方沟通，利用一处闲置建筑，做了一个半开放式陈列空间。濛溪河遗址发掘后，他们在现场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板房里，做了一个虽小但“五脏俱全”的成果展。还有桃花河等其他遗址，也在发掘现场用小展的形式向专家开放，也探索向公众开放。这些展陈不追求大而全，却有一个传统博物馆短时间内不容易做到的特点：更新速度快。随着发掘和研究推进，新的发现、新的认识可以及时补进去。专业同行来了，可以看到阶段性成果；周边村民、学生实践团来了，也能在现场理解，脚下这片土地为什么重要。

郑喆轩说，这是一种介于严肃考古发掘工地和严肃博物馆之间的灵活方式。投入不大，周期较短，但能让公众更早接触考古新发现。如果一块石器只被写进报告，它当然有学术意义；但如果更多人能通过它理解远古人类怎样生活、怎样适应环境、怎样使用资源，它就进入了今天的公共生活。旧石器时代不是一段遥远到与今人无关的时间，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人类、理解文明、理解自身来处的入口。

从最初面对镜头还不习惯，到后来能更自然地向公众讲旧石器时代，郑喆轩也在学习走出田野之外的另一种工作方式。对他来说，公共表达不是考古工作的附加项，而是考古成果走向社会的一部分。泥土里的发现，终究要讲给今天的人听。

郑喆轩（右）登上CCTV《开讲啦》

把田野里的问题带到大会堂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郑喆轩带到会场上的，大部分仍然是田野里的问题。

他关注的议题并不悬浮。设立国家级田野考古奖、加大对博物馆延长开放的支持力度、完善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构建文博人才培训体系等等，这些建议背后，都有他在一线看到的具体处境。它们来自工地、库房、遗址和博物馆，来自一个田野考古人日复一日的工作经验。郑喆轩把这些问题带到会场，也把会场上的思考带回田野。对他来说，人大代表履职不是离开专业，而是把专业现场中看见的困难，转化成更具体的制度建议。

两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考古向过去提问，也向今天提出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对郑喆轩来说，这份嘱托落在田野里的每一次调查、每一处遗址的发掘保护、每一件出土材料的整理研究，也落在公众能否更准确、更便捷地走近文化遗产之中。

如何让基层考古人更有支撑？如何让科研机构更能沉下心来做长期研究？如何让公众更方便、更准确地接近文化遗产？如何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更好保护？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基础工作。

郑喆轩并不把自己放在宏大的叙述里。他更愿意谈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机制。因为他知道，田野里的很多问题，最后都落在“人”身上：有没有人愿意来，有没有人留得住，有没有人能长期做下去。而一个行业真正的活力，也正在这些地方生长出来。

郑喆轩和团队的脚步还没有停下，新的发现也仍在发生。在威远红岩洞遗址，考古队发现了打制石器、磨刃石器、骨器、动物化石、穿孔饰品、人类化石，以及一批红色赭石。郑喆轩在接受采访时把那些赭石形容得很具体：“形状就像小朋友画画用的蜡笔。”它们让人得以重新想象，数万年前生活在四川的史前人群，不只是关心生存，也可能已经有了审美、装饰和表达的需求。

旧石器考古常常把人带到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在那样的时间尺度上，一个人的十年、二十年会显得很短。一处遗址从发现到发掘，从整理到研究，再到真正被公众理解，也可能需要很久。石器、化石、种子、土样，它们不会立刻给出答案，只把问题一层一层地留在那里。郑喆轩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些细小的证据上。“先锋”不是跑得最快。很多时候，他做的只是慢下来，低下身，把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再看一遍。

泥土不会说话。但总要有人相信，它仍然保存着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