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丝路，驼铃悠悠，串联起东西方文明的对话。敦煌璀璨，石窟瑰宝，镌刻着岁月的沧桑与辉煌。华戎共彰，千年画卷，文明在此激荡生辉。从中国考古学界泰斗级学者、北大教授宿白构建学科体系，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校友樊锦诗守护敦煌，文明传承需“沉潜之心”，文化自信在“终一生之事”。

近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宿白讲座”迎来首讲《丝绸之路与敦煌石窟》，穿越时空，薪火相传，两代学人，展开千年对话——

讲座现场

（一）薪传：宿白讲座首讲

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宿白先生（1922—2018）是一座绕不开的高峰。他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者”，也是“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宿白先生的一生与考古事业紧密相连，从参与创办北大考古专业，到主持成立考古系，宿白先生不仅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根基，更培养了一批批杰出的考古学者，其中就包括1958级北大校友、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宿白，字季庚，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

樊锦诗与宿白的师生情谊，正是中国考古学传承的缩影。1958年，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1962年，樊锦诗在莫高窟实习，从此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1963年毕业后，她毅然奔赴敦煌，用一生守护这份文化遗产。樊锦诗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在73岁那年，她完成了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如今，樊锦诗积极推动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的法制化管理和“数字敦煌”工程建设，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设立“宿白讲座”，计划延请国内外著名考古学者举办专题学术演讲，以纪念宿白先生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的卓越贡献，薪传先贤之学识风范，搭建连接古今、融汇东西的高端学术对话平台，传承中华文明基因。

近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宿白讲座”迎来首讲，由宿白先生的杰出学生，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主讲《丝绸之路与敦煌石窟》。樊锦诗以“丝绸之路与敦煌石窟”为主题，分上下两讲系统梳理了敦煌的历史脉络、艺术成就与文化遗产价值。

“板凳要坐十年冷”，樊锦诗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话。她的坚守，不仅是对敦煌的深情，更是对中华文明的守护。正如宿白先生所言：“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这场讲座，不仅是一次学术分享，更是一场关于文明传承的深刻对话。让我们跟随宿白与樊锦诗的脚步，感受敦煌的魅力，思考文化的重量。

为樊锦诗颁发“宿白讲座”聘书

（二）敦煌：丝路明珠的兴起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自古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之地。先秦时期有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驻牧，秦汉之际匈奴崛起控制此地。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东西方交通线路，霍去病大破匈奴后，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置四郡、修筑长城、移民实边，中原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灌溉方法，改变了当地的游牧经济；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奠定了敦煌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地位。

丝绸之路示意图

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1世纪海运未兴时，地形平坦、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欧亚的陆上干道。汉唐时期，敦煌作为丝路战略枢纽，既是商贸中转站，也是多元文化交融地，悬泉置出土的"小浮屠里"汉简、长城烽燧下的粟特文信札，都印证了这里千年间的文明对话，最终孕育出敦煌石窟这一文化瑰宝。

悬泉置出土汉简和斯坦因发现的粟特文信札

（三）莫高窟：千年艺术的见证

以石为窟，取其永久之意。敦煌石窟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因其位置、内容、艺术风格相近，可统称为敦煌石窟群。其中，莫高窟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敦煌石窟群的代表之作。公元366年，乐尊和尚在鸣沙山开凿第一个洞窟，此后十个世纪里，莫高窟成为佛教艺术的宝库。

莫高窟俯瞰

敦煌壁画不仅是宗教艺术，更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石窟艺术是集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洞窟建筑根据不同功能需求而采取不同形制；彩塑是接受膜拜的主体，置于窟内最显著的位置；壁画布满四壁与窟顶，通过丰富的图像叙事诠释佛教经典及其思想教义。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完整的佛教艺术空间。

栩栩如生的彩塑和百科全书式的壁画，融汇了本土多民族艺术，又吸收了西域艺术的养分，形成了脉络清晰、自成特色的敦煌佛教艺术体系。莫高窟是我国对世界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莫高窟彩塑

石窟艺术融合洞窟建筑、彩塑、壁画，洞窟形制多样，有禅窟、中心塔柱窟等。彩塑题材广，包括佛、菩萨等。壁画内容丰富，分七类，以图像叙事诠释佛教经典，展现古代社会风貌，被誉为 “墙壁上的博物馆”。

彩塑艺术随时期变化，十六国北朝融合中土与印度风格，如275窟弥勒菩萨、259窟禅定佛。隋唐时期达艺术巅峰，328窟、194窟、130窟、158窟的彩塑各具特色。

莫高窟275窟弥勒菩萨和259窟禅定佛

六朝到唐代是中国绘画发展走向辉煌的重要阶段，名家名作辈出，但传世作品少之又少；敦煌壁画保存了这一时期的绘画真迹，如172窟的山水画，以青绿设色描绘山水，可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青绿山水画风相呼应。

莫高窟172窟青绿山水图

壁画价值不仅在宗教艺术，还为多领域研究提供资料，如北周第296窟《福田经变画》、西夏榆林窟手工业场景、盛唐第445窟曲辕犁，及乐器、舞蹈、婚礼场景等，如同古代社会生活的窗口。

莫高窟第454窟描绘的宋代在庭院中举行婚礼的场面

（四）藏经洞：劫难与文明瑰宝

藏经洞藏着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壁画的内容虽然以佛教为主，但也有很多反映世俗和现实生活的素材，为研究中国古代农具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敦煌藏经洞文物内容十分丰富，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典籍、官私文书、四部书、非汉文文献和数千件绢画、刺绣等艺术品，是研究中国及世界古代学术的一个浩瀚的海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带人清理莫高窟第16窟（现编号第17窟）甬道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的面积仅为7.65平方米，体积不到20立方米。整个洞窟堆满了经卷。王圆箓带领亲信翻乱了经卷，从中挑选了一些文书和绢画中的精品赠送给甘肃省的官僚。藏经洞的文物由此开始在地方官员之间流散。晚清腐败导致文物遭斯坦因、伯希和等掠夺，4万余件流失海外，流失文物分散于英、法、俄等十余国， 这是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1914年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组织的考察队装载文物离开莫高窟

（五）华戎交汇：敦煌的文化包容性

《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耆旧记》记载“（敦煌郡）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说明了敦煌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汇处。希腊爱奥尼亚柱式、波斯摩尼教经典、印度佛教艺术在此融汇，而儒家经典与蒙书又向西传播。莫高窟的飞天形象融合了印度与中亚风格，藏经洞的粟特文信札则见证了丝路商队的活跃。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缩影。

历史上由敦煌传入西域地区的儒家经典、律法、医学和蒙书，对应着中华民族的哲学理念、社会正义、人本情怀和育人智慧，体现出中华文化济世安民、泽被四方的人文之光。

敦煌发现的蒙书《开蒙要训》

莫高窟和藏经洞，是博大精深、兼收并蓄、绚丽多彩、独具特色，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世界文化艺术宝库，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彰显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之地”。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被誉为古丝绸路上的明珠。敦煌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战略价值、文化交融和学术价值，在中国及世界历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樊锦诗的讲述不仅是对敦煌的礼赞，更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传承的深情呼唤。

“择一事，终一生”

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精神的延续

“增强文化自信，守护中华文明”

是宿白的遗愿

是樊锦诗的坚守

更是当代学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