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

2019-04-17

我和守常认识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期。因袁世凯背叛民国称帝,引起全国人民反对。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定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二十一条”签定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留日学生总会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民彝》,守常任主编。我们在上面都发表过文章。

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甚一日,外患叠起,而内政又日趋腐败,爱国志士,义愤填膺,守常为了拯救国家,毅然决然丢下学业,甚至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毫不顾惜,不等学期终了,就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返回祖国,做社会革命运动。

守常回国后,汤化龙请他主编《晨钟报》,这个报纸后来改名《晨报》。七月,我也回国。守常约我同编《晨钟报》。汤化龙是研究系,当然与我们合不拢,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辞而不干了。

北洋政府内政部长孙洪伊在那时可算是一位急进的民主派,他认识守常。一九一七年,孙找人起草地方自治法规,把守常和我找去,我们负责起草工作,经过三个月,草成。我们主张分权,旧派则站在集权方面,这个草案终于被北洋政府否决。

那时,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我们替他写社论。今天由守常写,明天由我写,后天由守常写,再后天由我写,如此轮流,每人隔一天给《甲寅日报》写一篇论文。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守常又只顾真理,不顾什么情面,不合心意的,他就要痛骂。章士钊不敢去和守常交涉,便托我去和他商量。这怎么行呢?一个人的主张是不能够随便更改的。后来,彼此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那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于是,守常便连续介绍俄国革命。我们把各报上主张较新的消息综合起来,介绍给国人。后来又遭到章士钊的反对。到张勋复辟时,我们便登报申明,脱离了《甲寅日报》。

一九一八年是守常较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早在东京留学时,他就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了。那时,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守常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传来,守常又认识俄国的外交人员。同时,布哈林的著作《共产主义ABC》的英文译本也有了。这种种因素,加深了守常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在这年十一月,他第一个撰文颂扬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那已是明确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了。

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蔡元培先生为庆祝“公理战胜”,组织演讲会,在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里面讲,和在天安门内搭台讲演,一连讲了三天。首先上台讲演的是蔡先生,接着,守常和我也上了台去。我记得,那是初次上台讲演,两腿直打颤,还是硬坚持讲完。

一九一八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

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

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五四前,大家都对现政府不满,彼此的区别不明显。五四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胡适派后退了。青年学生中,落后的加入国家主义派,中间的加入国民党,最前进的加入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六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棋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三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视。守常设法送他逃走。他们扮作商人,带了帐簿,套一辆骡车,守常坐在外面,陈独秀坐在里面,悄悄地把陈独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

守常从五四运动以后,经常领导青年学生和工人们进行革命活动,遭受北洋政府的注意,在他的住宅门外设下一个警察岗位。从此我们交谈都是在北大学校里。

一九二四年后,守常负责领导华北革命的实际行动,为避免反动军阀迫害,转入地下工作,我们会面的时机就少了。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到达武汉,守常劝我往武汉参加革命工作。我在武汉中山大学任教,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底听到守常光荣牺牲的消息,不胜悲愤,自此与守常永别了!守常虽然死了,守常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高一涵(1885年-1968年),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民国5年(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高一涵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著作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另有诗集《金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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