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刘晓春，男，汉族，1969年3月生，广东吴川人。北大法律系1987级，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法学博士，美国罗斯福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1991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深圳国际仲裁院院长（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北大深圳校友会副会长。

永远的西校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41层深圳国际仲裁院的刘晓春办公室，一幅由四块瓷片拼成的北大西门瓷画正正地摆放在他书架的最中间的位置。西校门是刘晓春对北大的第一印象。

刘晓春办公室北大西门瓷画

1987年8月30日，时至今日刘晓春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他从广东老家北上来到北京。他哥哥刘晓东带领他从西校门走进北大。刘晓春说：“当时来到北大，正是临近傍晚的时候，夕照洒在西校门上，温暖、灿烂、明朗，至今难忘。”

1987年西校门，刘晓春（左一）由其已从北大经济学院毕业留校工作的哥哥刘晓东领进北大

这幅北大西门瓷画，刘晓春已经珍藏了二十几年。说起这瓷画的由来，刘晓春很感动地说：“这是我的好同学张建武送给我的。”张建武是刘晓春的本科室友，也是他们班的班长，1991年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留校工作。这块瓷画就是毕业那年学校作为优秀毕业生奖励赠给张建武的。张建武当即把这画转赠给了刘晓春，希望南下回广东工作的刘晓春永远记住北大，记住北大这个精神的家园。张建武1996年开始担任法律系党委副书记、副系主任，深受学生的喜欢。2003年6月，张建武作为北大招生组组长在吉林执行招生任务途中突遭车祸，不幸离世，年仅34岁。对于挚友的这份礼物，刘晓春格外珍惜。每次他调整工作岗位，无论从北京到广州，还是从广州到深圳，这幅瓷画都始终伴随着他，刘晓春总把它放在家里或者自己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他说：1991年毕业离京，其他大部分行李都托运回广州，但这个他不敢托运，一直是放在箱子里抱着走的，生怕丢了。“刚回到广州，一闭上眼睛都是北大，是西校门，是未名湖。”

对于刘晓春而言，这幅西校门瓷画，代表了就读北大时的青春记忆、同窗友情，挂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作为北大人，永远不能丢掉理想。

西校门是刘晓春第一次接触的“物理上的北大”，不过，他感受北大的气息却比这要早。他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通过北大明信片、笔记本、校刊和学报触摸到了北大。刘晓春的哥哥刘晓东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毕业后选择了留校工作。这些“源源不断”来自北大的书刊对于一个80年代小县城的中学生来说，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北大的校园气息就这样来到了几千里之外的刘晓春身边。刘晓春说：“在这么小的地方，还能读到当时那么多的前沿信息，真的是挺幸运的。”

有趣的是，在哥哥刘晓东1982年考上北大的时候，他们老家不少人并不了解北大，也不知道北京大学简称为北大。最初的时候，当刘晓春的母亲被问及大儿子考上了什么大学时，他母亲会回答说：“北京大学”。随即又会被问道：“是北京哪个大学？”又答：“就是北京大学！”就是在这样一个消息闭塞，每隔三、四年才能有一人考上北大的小县城，他们兄弟俩先后走进了北大的校园。

刘晓春在北大读本科时的北大纪念章、饭菜票和宿舍钥匙

“我应该说是被我哥推着、拉着、引导着进了北大的，这点可能和其他孩子进北大还不太一样。”据刘晓春回忆，在他参加中考时，当时还在北大上学的哥哥就请身边的同学每人给弟弟写一句鼓励的话并收集在一个本子上，而且还标注了作者分别是来自哪里，或是哪个省的状元，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在哥哥潜移默化的引导下，三年过后，刘晓春果真也如愿来到了北大。

燕园里的大师

当年在燕园，刘晓春的课余时间有很多是在德斋《北京大学校刊》（现称《北京大学校报》）编辑部度过的。他在读高中时就创办了他们中学的第一个社团“星星火文学社”。刘晓春将这份对文学的热爱从中学带到了大学，初入燕园的他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学生记者。通过北大校刊，刘晓春得到了很多机会来走近园子里各个院系的大师，其中很多大师甚至从西南联大时期就开始执教。也正是在采访大师时的交流对话中，刘晓春对这座园子的认知跳出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感受到了北大精神在这座园子里的传承。

刘晓春在1988年5月北大校刊上撰写的两篇头版报道

为迎接北大90周年校庆，校刊编辑部特地组织编写了《精神的魅力》一书。当年，在未名湖畔的德斋二楼，校刊编辑部赵学文、赵为民、魏国英、张黎明、王达敏、赵维平、林阳等七位老师带着学生筛选文章，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体会，也一次次地被感动。当时的书稿收录包括了梁漱溟、冰心，雷洁琼，费孝通、季羡林，以及当时还只是中青年学者的厉以宁、谢冕、钱理群等等一系列大师的文章。刘晓春说，《精神的魅力》从头到尾都充满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也许只有在北大这样的地方才能长久产生共鸣。他认为，虽然三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每一个北大学子还是应该读一读《精神的魅力》这本书，透过这本书了解北大，了解北大精神的内涵与魅力。

北大九十周年校庆采访稿件：1988年5月4日，刘晓春采访北大留学生

谈起北大校刊，刘晓春说他曾经做了一件“近水楼台”的事情。为了激励老家中学文学社的学弟学妹，他作为学生记者请季羡林先生题字，老先生欣然答应。季先生挥毫写就的“星星火”，至今仍然吴川一中文学社的刊头，三十多年来一直在点燃南国小城中学生的梦想。

除了在校刊工作之外，刘晓春还主持北大法学社。刘晓春清晰记得，在刘建民、王爱军等老师的支持下，创办《北大法律导报》，与魏剑、李向东、郑天姝等一起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法学社，刘晓春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当时一些老先生只给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课，但刘晓春和他的本科生伙伴通过法学社的学术活动和采访，有机会得到陈守一、芮沐、龚祥瑞等老先生的亲身教导，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十分幸运。他说：“其实，刚进校的本科生更加渴望能上老先生的课，学校更应该做这样的安排。”刘晓春清晰地记得，1990年夏天，为了在《北大法律导报》向本科同学介绍国际经济法奠基人芮沐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燕南园，他和魏剑坐在凳子上，芮沐先生坐在椅子上，跟后生娓娓道来，树林里碎碎的阳光洒在芮先生的脸上，那情景生动无比。

刘晓春还与著名法学家龚祥瑞先生结成了忘年交。龚祥瑞先生在1936年考取“庚子赔款生”留学英国，回国后长期执教于北大法律系，直至逝世。据刘晓春回忆，老先生对学生的影响不只在课堂，他还会教给学生课堂之外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却也让人终生受益。比如说交谈，龚先生告诉刘晓春：“我讲的时候你就不要讲，等我讲完了你再讲；你讲的时候我也不讲，等你讲完了我再讲。”还有很多这样细微的知识，刘晓春都一直铭记于心。有一次，刘晓春和老先生两人一起坐公共汽车去爬香山，那时候老先生已经79岁高龄了，和刘晓春一路爬山一路畅谈。老先生当时虽已年近八旬，却也非常童真。他有一件夹克是破了补过的，而刘晓春假期里从广东老家刚买了一件新夹克穿在身上。老先生觉得新夹克好看，便想和刘晓春换。但因为自己的夹克是旧的、有补丁的，还非要再加一顶鸭舌帽，和刘晓春把新夹克换了过来。而这顶鸭舌帽是老先生在三十年代求学英国带回来的，刘晓春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在北大求学时，刘晓春一直与龚祥瑞先生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们的每一封信件都有题目。有一年寒假，刘晓春将回家看见的一些社会现象写在信中寄给老先生，题为《南方的风》。老先生收到信后，不拘一格地把这封本科大三学生的信改写两人之间一问一答的文章，作为他研究生教材中的一篇。在刘晓春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大学确实需要这种不拘一格的精神，若是把教书育人一刀切，切成工业化产品一个个地生产，那就不是北大了，就只能是一个高级职业培训学院了。

1990年，刘晓春（左五）作为北大学生代表与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燕京大学校友韩素音在燕园临湖轩对话

故土与异乡

1991年本科毕业后，刘晓春没有留在北京，22岁的他回到了广东。他说：“我家兄弟就我们哥俩，我哥留北京了，我就回来。我们哥俩得有所分工，父母总归年龄大了，我回来至少靠近父母一点。另外，广东改革开放确实比较早，当时的考虑是，学经济法在广东发展可能空间更大。” 回到广东后，刘晓春的第一站并不在深圳，而是在广州，在广东省人大办公厅工作。在广东省人大工作期间，刘晓春体会最深的，是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后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正是因为向往改革开放的潮头，1994年春天刘晓春调动到了深圳经济特区工作，后来在回归前又被派驻到香港工作。

1991年，刘晓春本科毕业回到广东。将《未名湖印象》与北大西门瓷画挂在宿舍墙上。其中，《未名湖印象》为刘晓春自己用泡沫纸剪切而成。

进入新世纪后，刘晓春于2000年成为深圳市首届领导干部赴美攻读MBA班的一员，在芝加哥留学。刘晓春半开玩笑说：“我自从读了北大本科之后，就想如果再读其他学位，最好还是读北大的，但这次读MBA是公派留学，没有读北大，是别无选择。”只要有选择，他都会努力回北大读。在他哥哥的鼓励下，去美国留学之前，他在北大经济学院在职攻读了经济学硕士，论文导师是萧灼基教授；留学回来之后，又考取了北大法学院博士生，师从吴志攀教授。

当刘晓春在芝加哥留学时候，他曾作为主要策划者与一同去到美国学习的同学在学校举办了China Day活动，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深圳。刘晓春说：“深圳无论是从投资环境，还是从人文环境来说，都可以说是中国一个最开明、最开放的城市。而且深圳和北大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改革的产物，是创新的产物。北大是戊戌变法留下的唯一最大硕果，而且影响了中国100多年来的进程；深圳则是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创新发展的最佳样板。”深圳的发展历程证明了改革开放与持续创新是深圳不断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核心力量。并且，在很多理念上，深圳与世界之间并没有鸿沟，在许多方面是接轨的，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引领着世界潮流。所以，当刘晓春他们离开深圳，前往美国求学时，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有着充分的自信来让世界各国的朋友看到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了解蓬勃发展的深圳。在他们为期一年的学业结束时，21名学员没有一个想留在美国。对此，除了在国内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原因外，他们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迫切回国，回去为祖国、为深圳做点什么。

2002年留学归来后，中国加入WTO未几，刘晓春从香港调回深圳，走马上任深圳市WTO事务中心副主任。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以及连续二十几年出口额高居全国第一的城市，涉WTO事务很多，任务很重，对很多企业来讲也很新鲜。刘晓春说：“虽然比在香港时收入少了不少，但工作也蛮有意思的，可以用更加全球化的视野来看问题，同时有更加本土化的行动和更强的规则意识，为我后来在国际仲裁院的工作也打下了一定基础。”

北大：总是息息相关

2007年，刘晓春调到了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工作，现称“深圳国际仲裁院”，而在当时还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

刘晓春说，特区仲裁机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内地和香港共建的产物，是经济特区建设的产物，而且，与北大有着深深的渊源。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一个地方，从1980年8月设立经济特区开始到1982年上半年，已经有了1066个涉外经济合同，其中25%有纠纷，10%是重大纠纷，但没有解决纠纷的好办法，法院判决过不了罗湖桥。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从1982年开始参照西方惯例筹建、1983年建成的。那时候，没有多少人懂得国际仲裁的西方惯例，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成立于1985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成立于1990年，而中国贸促会内设的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但北大有人懂！ 2007年，他刚到特区仲裁机构工作，就从历史资料堆里发现1982年6月28日芮沐先生在北大法律系对特区仲裁机构筹备工作组提出了立足特区实际、借鉴西方惯例的六个方面的战略举措，句句箴言，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对中国仲裁国际化和现代化还有指导意义；芮沐先生还明确提出，特区仲裁的发展愿景应是“要有志气逐步成为远东权威的国际仲裁中心”。他和同事们把这些珍贵文献整理出来，至今展示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办公室的显赫位置。尤其是芮先生的建议，被转化为新时代特区国际仲裁机构的发展愿景：亚太最好、全球一流仲裁机构。

刘晓春说，2007年1月他刚到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工作时，“一把手”是北京大学法律系1979级的郭晓文。刘晓春说：“我深深地感谢这位师兄，是他让我到这个平台来做更专业的事，并参与推动中国仲裁国际化和现代化的重大变革。”这十年间，深圳经济特区仲裁机构经历了从 “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到“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的转变。说到其中的故事，刘晓春感慨万千。他说，很多改革，很多转变，没有理想和坚持难以做到的。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仲裁？“仲裁的核心就在于它的‘公信力’，而非‘公权力’。”刘晓春道出了他对仲裁这一争议解决方式最为核心的理解。仲裁来源于商界，服务于商界；仲裁来源于市场，服务于市场。没有当事人的信赖，不为当事人服务，仲裁就是无源之水。“所以，以当事人为中心，回到仲裁的初衷和原意，这是我们法律人必须坚持的”。首先，应最大程度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次，要从当事人的需求入手，持续创新服务方式。刘晓春说，深圳国际仲裁院强调的“3i”理念，不仅有独立（independence）、公正（impartiality），还有创新（innovation），就是创新体制机制和业务方式，以符合市场不断变化的发展需要，满足当事人不断变化的纠纷解决需求。

刘晓春说，深圳国际仲裁院最重要的创新是治理结构创新。2012年，深圳经济特区通过了专门的立法——《深圳国际仲裁院管理规定（试行）》。对一个仲裁机构进行专门立法，深圳国际仲裁院是全世界第一个。这个经济特区立法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国际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法人治理机制，保障仲裁机构运作以及办案的独立性与公平性。在今天的深圳国际仲裁院理事会的十三名理事中，就有七名来自境外，他们中既有世贸组织的代表，也有联合国贸法会的代表。这样的治理结构使得中国国际仲裁在深圳经济特区的公信力大大提升。据了解，理事长沈四宝教授也是北大校友，法律系1964级入学，曾在北大任教，至今还是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会长。

深圳国际仲裁院目前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法定机构管理模式和法人治理机制，不仅增强了中外当事人对深圳国际仲裁院独立和公正的信心，也增强了深圳经济特区营商环境的国际公信力。2015年，出于对深圳国际仲裁院的信任，中美三方当事人将一个134亿元人民币的重大复杂争议交由深圳国际仲裁院调解和仲裁。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仲裁案件。这样的案件假如在欧美，耗时三五年甚至十来年都不为怪，但在深圳仅用13天就圆满解决，出乎所有当事人的意料。来自中美两国的三方当事人、以及五个国家的十几名代理律师都一致深表满意，不仅对结果满意，对国际仲裁院满意，也对中国和深圳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满意。当事人一致约定的该案独任调解员和独任仲裁员是刘晓春，该案的特别专家顾问也是北大校友。

特区国际仲裁的创新不停步。在本稿起草期间，深圳国际仲裁院在洛杉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国际仲裁海外庭审中心，又在非洲共建了中非联合仲裁中心，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保驾护航。就在本稿快完成时，以建设全球一流城市为目标的深圳经济特区又传来新闻：为了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与深圳仲裁委员会合并为新的深圳国际仲裁院，开创仲裁机构合并的先河，并为建设全球一流仲裁机构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深圳国际仲裁院走廊的两侧悬挂着两大排“天圆地方”的壁画。刘晓春说，方表示独立、方正，圆代表和谐、圆满。深圳国际仲裁院在用这样的中式元素装饰向人们传达着他们对于中国仲裁的理解和对原则的坚守，并坚定地表达着他们对于建设“国际仲裁的中国主场”、输出中国规则的信心和决心，这隐隐地与芮沐先生于1982年在北大法律系对特区仲裁的殷切期望遥相呼应。

刘晓春近照（摄于2017年）

对于刘晓春来说，他和深圳国际仲裁院共同追求的事业，更是一种情怀，而这种情怀，与他的母校又息息相关。

“无论黄昏把树的影子拉得多长，它总是和根连在一起。”

无论走到哪里，刘晓春都记得多年以前少年时收到的那些从北大寄来的明信片，还有，一直陪伴着他走南闯北的北大西校门瓷画。

【祝福北大120周年】

北大不仅是北大人的北大，北大应该是中国的北大，也应该是世界的北大。北大和北大人都应该有这种情怀和伟大的目标，也应该有这份责任感，有这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