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精编|为什么大的教育机构许多是由北大人创建的?

201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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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和几位教育刊物的编辑聊天,其中一位说:“有个现象很有意思——中国教育领域顶尖企业的创始人中北大人的身影特别多,北大人对教育似乎有某种情结,所以能在这个行业里做出成绩。”其他编辑也点头点赞。

为什么大的教育机构许多是由北大人创建的?北大校友会的老师联系了6位校友采访,他们都可以算是教育领域的“老江湖”或是“大咖”,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他们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高思教育创始人须佶成、中公教育创始人李永新、红黄蓝创始人史燕来、决胜网创始人阙登峰和东方剑桥第二代掌门人于越。

阙登峰的回答似乎印证了上面那位编辑的想法。他说:“我觉得教育行业里面的顶级公司前100名,北大至少占到1/3以上。”

其他几位校友则不约而同地把认同投给了“北大”和“创业”这两个词的之间的关联,而“教育”似乎是北大人涉足的广阔领域之一、“创业”的一个修饰语。

“我觉得北大人并不是只有一条科学家、思想家的出路,更别说全都去当公务员。我更加希望看到北大人创业,说不定能做出好的创业公司——现在已经有不少家了。你看,百度的李彦宏,我,高德地图的创始人侯军,蓝色光标的创始人赵文权——他们都为国家践行了一些创新。”新东方俞敏洪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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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诚可贵,包容价更高

俞老师的话引人思考。作为中国民办教育领域首屈一指的创业大哥,他走过的桥多,识人无数。的确,北大人应该是适合创业的,北大校园中“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是孕育创新的基因。鲁迅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当创业大潮来临,很难想象“手把红旗涛头立”的没有北大人的身影。

要创新创业,“思想自由”当然不可或缺;相较之下,“兼容并包”似乎显得次要一些。但是,采访中一个颇深的感受是,后一种特质在北大人的创业者们身上同样明显,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除了勇敢、坚持等常被人提及的创业者必备品质,包容和隐忍也至关重要。

我请老俞对自己最主要的性格做个评价。他回答:“不分是非。”我惊讶地重复一遍他的话。他听出了我的不解。“我所谓的‘不分是非’,”他说,“是说那些小的是非。”“只要不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我都是老好人。这是我做人的风格。”

我问:“这种特质对于您创业成功和经营企业有多重要?”“很重要!”这几个字,他说得很郑重。“它的重要性在于,你能容忍各种各样的人,只要不跨越你心中的道德底线,就可以在你的平台上发挥各种各样的才能。水至清则无鱼嘛。你作为一个管理者或者是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能够在把控住大局的情况下,让各种人才来为你的事业,或者说为大家共同的事业发展服务。”又说,“我在新东方一直弘扬这样的东西——每个人想要发挥自己才华的时候,我都是鼓励的。所以新东方出了很多奇才。”

老俞的心的确是宽的。有人问:新东方常被看作是中国创业以及投资界的黄埔军校,当许多能人从新东方出来的时候,他们往往希望通过“新东方”这块响亮的招牌为自己做背书,可是有些方式是积极的,也有比较消极的。老俞听了,大气回应:“只要他们说新东方,我觉得对新东方就是一种荣耀了,即使是以反新东方的方式……只有通过与新东方的所谓观点不一致的争论,才能使他们进入聚光灯下……所以,所有这些,我都把它当作是新东方的骄傲。”

“包容”不仅被老俞提及,也是史燕来的自我评价。“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成功。”她说。2001年红黄蓝公司正式组建的时候,有38个股东。这么多人在一块儿,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众筹,比现在很火的1898咖啡还要早得多。这些年打着“众筹”旗号的创业项目很多做得并不成功,而红黄蓝却早已成为中国幼教行业的一面大旗。用史燕来的话说,“这么多人,一起握紧拳头,共同合作,力量是很大的。”而这,必定是以核心创始人的包容为基础。

要包容的不只是人的脾气秉性,还有利益的分配格局。用李永新的话说,“真正把一个企业做好,人真的要‘好’。”2005、2006那两年,中公教育从北京往全国拓展品牌,最初采用加盟方式。总部和全国加盟商之间的分成方式本来可以采取八二分、七三分或是六四分,总部拿大头,但最后李永新还是拍板坚持五五分。考虑到教学研发、培训师资等的成本,总部的实际利润远远没有代理商高,但在李永新看来,五五分体现了一种尊重和平等。“那时候我们代理商一年就挣好几百万,很轻松。但事实上,他把我们发展的利润几乎全部拿走了。”

这样的分配方式,代理商也觉得被充分尊重了。后来,总部撑不住了,决定代理转直营的时候,中公也成功避免了其他许多机构分崩离析的惨烈下场。在李永新看来,这事处理得好,和以前的做人方式有很大关系。

要包容的,更有竞争对手以及多方共生的局面。当我们问老俞:“目前新东方的业务已经远远超越了英语教育的范畴,进入包括K12的学科教育领域,似乎已经到了几个北大校友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的状态了,比如和张邦鑫校友创立的好未来?”他回答:“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竞争,而是一个互相促进的状态。因为中国教育这个池子太大了。你要说是竞争,就意味着我把你吃了或是你把我吃了。实际上,近几年谁都没把谁吃掉,但是每一个北大人做的教育机构几乎都在以30%左右的增长率同步成长。这件事情就表明中国教育的体量有多大。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前景——未来,如果北大人真的能做好的话,中国培训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可能就被北大人占据了,这里面每一个都是成功的公司,根本不存在谁把谁吃掉的问题,也根本吃不掉。”

这位老大哥的心态是开放的——市场很大,学弟学妹们的成绩并不是一种威胁,反而是一种相互促进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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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纯商品,有情怀才能教好

无论是自由还是包容还是坚持,这些核心特质对任何领域的创业者都适用;那么,要在教育领域创业成功,还需要哪些必备特质?

前段时间,跟一位好友聊天。我说:“最近要写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中国教育界的好多山头儿都被北大人给占了。”她从北大本科和硕士毕业后在哈佛教育学院读了博士,回国后在高等教育研究行业工作多年。我也算是咨询她的建议。她想了想,答:“这个……要不你就说,北大人特适合办补习班,都是会考试的,考英语,考奥数,考研,考公务员……”我笑起来。在哈佛读书时,大家总爱拿北大清华两校作比,最流行的说法是“清华人在学校时骂清华,出了学校就护着清华;北大人在学校时骂北大,出了学校就继续骂北大。”这一以贯之的调侃和揶揄,工作后多年仍未改变,恐怕可以算是北大人风貌的最佳体现了吧!

李永新的看法也算是符合了这一点。“为什么老俞能把新东方搞起来、我们能把公务员应考培训做起来?实际上我们本来都并没有这些专长。”他说,“那我们的专长在哪里?其实就是从这么多年的教育中积累的经验方法。”

和那位调侃北大人适合办班的好友意思相似——他是在说,北大人办教育的成功秘诀,其实就是一群会学习的人教更多的人怎么学习。的确,走进这座校园求学的,有几个人不是从十多年与一个“考”字的相爱相杀中成长出来的?

如果说,会学习、会考试、有技巧这些可以称之为“术”,在这几位企业家校友的讲述中,我还看见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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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工作者,情怀更是一种不可缺失的品格和特点。”说这话的是史燕来。“在红黄蓝的发展中,我做每一个决定都有一个原则——做符合孩子发展的、科学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只是为了做一个赚钱的产品,红黄蓝也走不到今天。”

对于以帮人应考闻名天下的新东方,俞敏洪说给它的现状打60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在“保证终极的人性关怀”或者说“对人成长的最核心的关心”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任何一个真正的生意,都应该把对人的最终关怀作为最核心的要素。这是比做生意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一种使命感,而不是简单的利益格局。不是说你给我交钱,我给你上课,而是你交了钱,我给你上课的同时把你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培养。”

显然,须佶成的创业也受到了“情怀”的驱使。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去人大附中做兼职,看到学生成长,心里很受鼓舞,觉得帮助学生特有成就感。他说,因为这种感觉一直在,后来创办高思教育时,从一开始就“不是太偏向于商业”。2003年,快要硕士毕业的须佶成准备留学读精算,但签证一直签不下来。他去一家保险公司面试精算师的职位,领导见他有兼职经历,就讲做精算师很忙,周末都要加班,意思这事儿以后肯定不能再做了。须佶成说自己记得很清楚,面试出来,就在国贸桥下,他决定“我不干了。” 如果放弃教学,他心里觉得实在可惜。他终于明白,自己最大的心愿还是做个好老师。

当然很多时候,“符合孩子发展”和“赚钱”这两个小人相互撕扯、难以言和——如果在较短的时间段里考察,更是如此。正如俞敏洪坦言,“既要保证利益的健康发展,又要保证终极的人性关怀……这是比较难做到的。”但是,一拨拨惨烈的现实告诉我们,那些掺杂着浓重功名利欲望的“教育”机构或许可以像草本植物一样快速生长,却也更容易在寒冬凛冽来袭时早早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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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劲儿是怎么传承的?

一座高等学府,如何将情怀浸染了它的莘莘学子?从北大毕业的人,大概都能感受到这所学校对自由选择的尊重和对多样性的包容。记得我入学那年,开学典礼后是一场关于大学生活的辅导讲座。一位心理辅导中心的老师说:“这里有的人能通宵打游戏。还有的人更甚,通宵看人打游戏。”后来,我真的如愿以偿地在这里看到了各种奇葩的人和他们奇葩的选择。一个比我高一级的师兄把实验动物带回宿舍当宠物养,四个男生对两只雌性老鼠娇生惯养,最后老鼠肥胖过度,据说得了糖尿病。

有趣的是,我们的六位受访者说起北大时,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正是在这所校园里,他们提升了“北大学渣的自我修养”。老俞说他在北大的5年学习成绩一直在中下水平,史燕来笑着承认:“我不拔尖儿。”须佶成的心态可能代表了大部分靠近北大的理科生:“数院名列四大杀人院之一,大家都在闷头学习。一进数院我就知道我是聪明人里头最笨的那种。我是通过高考而非竞赛保送进来的,还是北京高考。那些保送生是真的聪明,你死活想不明白的题他们觉得很容易。”

阙登峰的“初入北大综合症”最为激烈。他发现自己被淹没在北大的尖子当中,似乎快马加鞭都赶不上任何一个同学。沮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自我否定,他一度沉迷于电脑游戏中,最厉害的一次,游戏一打就是七天七夜。

但因为宽松的环境,我们的受访者们在一塔湖图的校园中尽情折腾,探索兴趣所在,最终找到施展空间。

阙登峰消沉期过后,开始触底反弹。他报名参加了百年校庆英语演讲比赛,预赛的时候,他第33名;复赛,第8名;决赛,第1名。他意识到,激烈竞争、高手林立的环境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专注地做事情。

俞敏洪沉迷于阅读之中。他说他们那时候全北大任何学生一年的平均读书量不会少于100本。我问他:“您呢?”他答:“我是300本左右。”读书,是他大学期间最丰盛的收获之一。也因为他的老好人性格,他交了不少朋友,这奠定了他日后与大学同学合伙创业、成就一段“中国合伙人”的佳话的基础。

史燕来印象最深的是一门叫作《组织行为学》的课。她说,当时同学们都很不喜欢那门课,觉得枯燥无聊。但在她看来,这门课教会她如何在一个组织中看待自己的角色、明确别人的角色,如何影响和推动一个组织的发展。“这是我最喜欢、也是学得最好的一门课。”

和俞敏洪类似,须佶成和阙登峰也在北大时期为创业生涯谱下了序曲。须佶成本科开始在人大附中做兼职,研发教材、组织考试。阙登峰在大学期间开始干资源整合的活儿。有一次,他接下了中国亚太某部长会议的翻译陪同任务,召集了三十多个同学去干活——思路和现在决胜网的资源整合颇有相似。

于越和李永新都做了不少学生工作。于越大一进校时为了自我锻炼,主动跟班主任请缨当班长,和另外几个班长一起联谊搞活动。后来,他在学生会做过外联部的部长,还去做了北大很有名的学生国际交流协会SICA的主席。他这样评价自己:“我就是愿意折腾,没事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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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没事瞎折腾”的人走出校园,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算稀奇——你不只能听到北大毕业生卖米粉、卖猪肉,就在我的同学里,有人完成四年的生物学训练后,决定成为一名牧师。

即便是毕业多年以后,大跨度转方向追求个人兴趣的人也不在少数。北大前校长许智宏教授给我举了两个例子。他当校长期间,有一次到上海去,空姐认出他,说:“许校长,今天你们的校友在飞机上。”然后从机舱里走出一个人。许教授问:“你开飞机啊?”他答:“是啊!”“你原来是哪个院的?”“生科院。”教授说:“原来我们还是直系呢!那你在生科院不是白学了!”他说:“那也不一定。”语气里透着一股自信和满足的劲儿。讲到这儿,这位老校长评论:“北大这个环境,还是让他有心去做一些自己想去做的事——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也不亏在北大读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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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也是当校长期间,有一次许教授去西雅图访问,在微软遇到一个物理系毕业的员工。他在微软工作得不错,是一个小主管。可是,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新玩意儿,没劲了。他一直想去开飞机,也在美国考了飞行员执照,就辞了职,真去开飞机了,飞的是西雅图到阿拉斯加航线。飞了几年,他觉得飞够了,又回到微软应聘,居然又被录取了。教授开玩笑对他说:“看来,老板也欣赏有勇气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的人!”又不禁对我感慨:“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学校里,这么大跨度的还真的不常见!”

要知道,有时候,专业对于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张教育创业者的Excel表里,38位企业家毕业于北大10多个院系,从英语系、社会学系、法律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到光华管理学院、政府与行政管理学院,再到计算机系、数学学院、物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也许你会找到更有意思的事,”许教授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学的没有用。”

如果把目光放宽,你会发现,生物界那些最美丽的花朵、最绚丽的鳞片、最轻巧的羽毛、最精妙的器官,都非横空出世,而是在成百上千万年的变异和试错中演进而成的。越能不断变异和创新,越有生命力。对于一座学校,同样如此——最重要而珍贵的是,它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空间探索和试错,给他们充足的支持、机会和资源,有一群能对他们包容、感召和指点的师长,并允许和鼓励他们在遭遇挫折、失败跌倒后爬起来,继续探索和前行。而这些,正是北大给予它的学子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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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林建华曾说:“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大学教育当然要使学生获得必备的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应当使学生永远保持信心、好奇、激情和进取精神,而且比较而言,后者更加重要。”

北大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劲儿。李永新说:“我有一次去海淀图书城,看他们在选书。我看一个学生肯定是北大的。他就带着北大人那股劲儿……” , 对于“那股劲儿”是什么,他并未再做描述,似乎也很难说得直白清楚。

那股劲儿,正如须佶成当年决定创放弃应聘的一冲动。“我现在干了这事儿(高思教育),为什么干这个呢?因为念书时去兼职做了这事,做了我觉得很喜欢。于是当别人跟你说你要把这事儿砍了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愿意了,这股劲儿就上来了。”用史燕来的话说:“北大人身上有一种自信和骄傲。只要自信和骄傲在合理的范围内,是能够带动创新的。”

那股劲儿,正如史燕来的自我评价:“以我的性格,如果我认为一件事是正确的方向,又有社会需要,我根本不会等到80%成熟了再去做。我喜欢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那股劲儿,还会外溢到更广阔的天地中,正如阙登峰所说:“北大人有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有时候挺害人的——这份情怀落不了地,你最后就会悬在空中。但是,如果你足够落地,你就比别人信念更坚定,更能够面对挫折和困难,更坦然地面对创业路上的九死一生。”

想想自己——那股劲儿无疑在我的身体里,并早已融入成我的一部分。告别北大后,我曾创办过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在大学教过《瑜伽与东方文化》课、做过经济学研究、联合创始过临终关怀基金会……2015年,家中又一位长辈离世,我才意识到,我还是难以割舍那个早就开始思考的主题——如何把人的生命经历和它承载的最珍贵的东西留存下来、传承下去?于是,我告别了工作三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博士学位,正式开始创业之旅。通过访谈和写作,我记录长者的人生故事和家族历史,让它成为家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传承给后人。当一扇扇门向我打开、一个个机会对我展现,当我从这个清苦而看似稀松平常的工作中一次次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并越发强烈地意识到,记录人生故事、留存生命记忆、传承家族精神正是我的“天命”的时候,我从心底里知道,之所以敢于走上这条少有人走的路、开拓一爿新的天地、领略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正是北大赋予了我底气。

我想,这也是许多走上创业之路的北大人共同的心声。

撰文:黄斯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5级校友。“恒迹·人生故事”创始人、首席访谈师。

图片:马旭东、王鹏、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微信编辑:马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