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源自未名湖畔的教育创业之路 与北大精神(下)

2017-03-03

当你回想北大生活,你想起了什么?

写到这里,该来谈论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北大究竟传承给了学生什么?而相比于这样提问,我更喜欢直观地问:“当你回想北大生活,你想起了什么?”毕竟,每一个北大人心中都有一段关于这座校园的青春记忆。

有趣的是,我们的六位受访教育企业家说起北大时,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正是在这所校园里,他们被迫提升了“北大学渣的自我修养”。老俞对我讲起他的记忆中的北大生活:“大学在我印象里挺灰色的,因为我在北大的5年过得并不是那么意气风发、神采飞扬。”首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北大的5年学习成绩一直是在中下水平。当我问史燕来,大学时候因为身边人拿了音乐比赛、体育比赛的第一名而受注重,为别人的荣誉而高兴成了她的常态是否意味着她不突出、不拔尖儿的时候,她笑着承认:“对,我不拔尖儿。”须佶成的心态可能代表了大部分北大的理科生:“数院名列四大杀人院之一,大家都在闷头学习。一进数院我就知道我是聪明人里头最笨的那种。我是通过高考而非竞赛保送进来的,还是北京高考。那些保送生是真的聪明,你死活想不明白的题他们觉得很容易。”言语之间,有种无言中被深深鄙视的挫败感。即便是从小在优越中成长、早早知道自己将要接班父亲企业、言语间不经意散发着自信和骄傲的于越也承认:“靠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北大,还是挺自豪的。但是到了北大发现什么样的能人都有,还好我心态比较好。”他说因为自己中学的时候没考过第一,都是第二第三,所以到大学面对这么多能人,心里也还算平和。大一那年于越学习压力不小。他说那年正赶上课改,很多教材都是英文,老师也用英文上课,很多时候单词都听不懂,更别说专业课,几乎天天看书到后半夜。同学之间调侃,根本不是在上大一,而是上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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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剑桥教育集团总裁于越

相比上面几位,阙登峰的“初入北大综合症”最为激烈。英语专业的他在学习《古希腊罗马神话》时很受感动,看见书中讲到的凡人英雄、半神和神的故事,他也生起英雄主义情怀,觉得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人也可以成为神。可他很快遭到了当头棒喝——他发现自己被淹没在北大的尖子当中,似乎快马加鞭都赶不上任何一个同学。沮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自我否定,他一度沉迷于电脑游戏中,最厉害的一次,游戏一打就是七天七夜。还好,消沉期过后,他终于开始触底反弹。

1998年,阙登峰上大三,北大迎来了百年校庆。他报名参加了百年校庆英语演讲比赛。他说,“能考上北大,在学习上是掌握一定方法的,虽然前两年没努力学,但是特别专注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进步是很快的。”预赛的时候,他第33名;复赛,第8名;决赛,第1名,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经历把阙登峰心中的英雄主义情结再度点燃——他意识到,激烈竞争、高手林立的环境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专注地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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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网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阙登峰

虽然没有像阙登峰那样经历戏剧性的起落,我们的受访者们纷纷在一塔湖图的校园中探索兴趣所在、找到施展空间。俞敏洪沉迷于阅读之中。他说他们那时候全北大任何学生一年的平均读书量不会少于100本。我问他:“您呢?”他答:“我是300本左右。”读书,是他大学期间最丰盛的收获之一。也因为他的老好人性格,他交了不少朋友,这奠定了他日后与大学同学合伙创业、成就一段“中国合伙人”的佳话的基础。大三那年,俞敏洪悲催地得了肺结核,住院休学一年,他却用这段时间背了很多英语单词,从而成就了日后红宝书难以撼动的辉煌。

和俞敏洪类似,须佶成和阙登峰的创业生涯也在北大时期谱下了序曲。须佶成本科开始在人大附中做兼职,研发教材和组织考试。阙登峰在大学期间开始干资源整合的活儿。有一次,他接下了中国亚太某部长会议的翻译陪同任务,召集了三十多个同学去干活——思路和现在决胜网的资源整合颇有相似。

于越和李永新都做了不少学生工作。于越大一进校时为了自我锻炼,主动跟班主任请缨当班长,和另外几个班常常一起联谊搞活动。后来,他在学生会做过外联部的部长,还去做了北大很有名的学生国际交流协会SICA的主席。他评价自己“我就是愿意折腾,没事瞎折腾。”

史燕来印象最深的是一门叫作《组织行为学》的课。她说,当时同学们都很不喜欢那门课,觉得枯燥无聊。但在她看来,这门课教会她如何在一个组织中看待自己的角色和明确别人的角色,如何影响和推动一个组织的发展。“这是我最喜欢、也是学得最好的一门课。”她对我感慨道:“北大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极其美好的一段时光!”有时候她走出课堂,和同学一起坐在未名湖畔,大家一聊就是一个下午。这样的记忆,对走出校园的人来说,多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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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究竟传承给了学生什么?

回到这个话题——北大究竟传承给了学生什么?

校友们说,它传承着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力量。

俞敏洪说:“大学的确是(我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精神)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把你原来的东西彻底推翻,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在英语系学习的他,有机会阅读大量的英文原版书籍,自由地徜徉在思想的海洋里。同学之间也会相互交流和影响,还有留洋归国的英语系教授们,会讲很多有关自由民主思想的东西”,让当学生的在耳濡目染中,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被培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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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身为俞敏洪学弟的阙登峰,对于英语系的评价同样充满感激:“我在北大英语系的学习,不是学习语言本身,而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感受不同的文明,理解不同文明的思维模式。北大的传承是厚重的,背后有太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它会不断释放,让人变得更有力量——这是北大给予我的很大后劲。”

你在这里最强烈的感触是这群人的聪明与努力——几乎在任何领域,你都能看见比你聪明10倍还比你努力100倍的人。他们时刻提醒你不忘斗志与目标,因为对时间和机会的任何懈怠都是对生命的荒废。正如于越所说,这座校园对人的影响“更多的是这些人——同学和老师。这些人都很努力,都希望能把自己的事做得更好。这些人的精神和努力,会促使你更加努力。”

在这座校园里,你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会让人觉得太过夸张。你不只能听到北大毕业生卖米粉、卖猪肉,就在我生科院的同学里,有人完成四年的生物学训练后,决定成为一名牧师。

即便是毕业后多年,大跨度追求个人兴趣的北大人也不在少数。北大前校长许智宏教授给我举了两个例子。他当校长期间,有一次到上海去,空姐认出他,说:“许校长,今天你们的校友在飞机上。”他看了半天,也没有看见哪儿有校友啊!最后,从机舱里走出一个人。许教授问:“你开飞机啊?”他答:“是啊!”“你原来是哪个院的?”“生科院。”教授说:“原来我们还是直系呢!那你在生科院不是白学了!”他说:“那也不一定。”语气里透着一股自信和满足的劲儿。讲到这儿,这位老校长评论:“北大这个环境,还是让他有心去做一些自己想去做的事——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也不亏在北大读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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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也是当校长期间,有一次许教授去西雅图访问,在微软遇到一个物理系毕业的员工。他在微软工作得不错,是一个小主管。可是,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新玩意儿,没劲了。他一直想去开飞机,也在美国考了飞行员执照,就辞了职,真去开飞机了,飞的是西雅图到阿拉斯加航线。飞了几年,他觉得飞够了,又回到微软应聘,居然又被录取了。教授开玩笑对他说:“看来,老板也欣赏有勇气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的人!”又不禁对我感慨:“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学校里,这么大跨度的还真的不常见!”

要知道,有时候,专业对于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张教育创业者的Excel表里,38位企业家毕业于北大10多个院系,从英语系、社会学系、法律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到光华管理学院、政府与行政管理学院,再到计算机系、数学学院、物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也许你会找到更有意思的事,”许智宏教授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学的没有用。”

除了提供自由和包容的空间,这座校园还为他的学子们探索兴趣、发挥才能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和资源。正是因此,阙登峰可以在英语演讲比赛的夺冠中重建自信,李永新能够从学生工作中拓展人脉,于越得以在社团活动中发挥领导力。

甚至,这里还鼓励你在喜欢的领域进行从无到有的探索。爱上瑜伽后,大二那年,我协助一位师兄成立瑜伽协会、组织最初的活动。去年回北大和学弟学妹们交流时听说,瑜伽协会现在已是校园里颇具影响力的学生社团了。而我也在结束北大生活、赴美读硕士和工作期间,深化了与瑜伽的连结——考取了美国YogaWorks 200小时教师培训证书,并在正式工作以外成了一名瑜伽教师。今天,我依然保持着每周对朋友开设瑜伽小班课程的生活节律。在北大播下的种子,在过去十年间成长为我生活中的大树。

正是在这所校园里,我第一次随学生社团出访瑞士和德国;也正是在这座校园里,我争取到机会在异国生活学习一个学期。这座校园在无声中告诉你——只要你能想到,就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可能性;只要你足够努力,就有希望实现心愿。

当我们问几位校友对学弟学妹们有怎样的建议,俞敏洪说有三。第一是“多读书——读有思想的书、能启发思考的书”。第二是“认真探讨一些务虚的问题——不要老去探讨怎么做生意、怎么赚钱、怎么找有钱的男人、怎么找有颜值的女人这些问题,要去进行思想碰撞,让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人生哲学在碰撞中成熟起来。”第三是“对现实多一些走访,对中国的各个地区进行一些主题调研、实地调查。”李永新则给了两条建议:第一是“多听讲座、多读书,开阔视野”,第二是“一定要到外面实习”。而这些资源与机会(包括好的实习机会),只要你有心且足够努力,北大和北大人都可以给予你或协助你争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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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而言,与资源和机会几乎同等重要的是师长的力量。说起北大的老师,几位受访者不无感慨。

俞敏洪说起当年英语系的老师:“尽管我们的老师不少都经历过从文化大革命,讲话的时候比较谨小慎微,但是因为大部分老师原来都是从耶鲁哈佛这些学校毕业的,所以一不小心就会‘露出狐狸尾巴’,会讲很多有关自由民主思想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耳濡目染嘛。于是乎,这种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就逐渐养成了,我们自称是北大精神的代表人物。”讲到这儿,他自己笑了。不经意之间,是对那些“露出狐狸尾巴”的老师们的钦佩和赞赏。

阙登峰表达得更直白些。“很感谢北大的包容。”他说。他入学不久,沉迷于电脑游戏,长时间逃课。他说那时候,教他的老师对学生逃课是这样分析的,不来上课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学生可能找到更好的选择,比来上课更有价值;二是可能我确实课上得不好,让学生有审美疲劳。纵然并非每位北大老师都怀着相同的想法,不得不承认,北大老师对于学生是相当自由宽松的。

还有一位高国朝老师给阙登峰的触动非常大。高老师在湖北一省就资助了七十多个孩子。他经常自问,“有你无你,有何区别?”“人不要活在自己的情绪里,不要活在碎片化的空间里,要形成一个广阔的场域,能对这个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为人师表者身体力行,做学生的谨记一生。

除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师的对于学生的折腾也给予充分支持。须佶成回忆,在数学学院,“老师一心想为学生好的感觉很浓”。他的研究生导师胡德坤,是数院的老教授了,“我想怎么折腾,他都支持。”后来,须佶成学习精算了,一会儿想着出国,胡老师全力支持,一会儿又想着读博士,老师也全力支持,后来办企业了,他还是挺支持。“我能感觉到,老师一直想为学生创造条件”。他说,自己刚创业时,父母特别反对,觉得这就是个没有证的小学老师嘛,还找了他在北大的老师做工作。但老师没有劝阻,还是鼓励他按自己内心的想法做,表示会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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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对于大多数还在校园中的学子,甚至是已经工作的人,认清自己的性格和能力、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向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连史燕来也承认,那时候开始创业,是“摸索着看一看”。她坦言,在做红黄蓝之前也考虑过做其他行业,那些选项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无土栽培,甚至鸵鸟养殖,都在她的备选之中。后来,因为想给孩子好的教育,也觉得做儿童教育很有魅力,加上做翻斗乐有了一群家长,听到很多需求,才觉得这件事可以做。“如果你采访大多数人,要说当年就想好了会有今天,是不真实的。”

虽然许多人把成功者的成功之路看作是可以复制的“必然”,但事实上,每一件事的成与败,甚至有与无,都包含着太多不确定和偶然。正如生物界那些最美丽的花朵、最绚丽的鳞片、最轻巧的羽毛、最精妙的器官,都非横空出世,而是在成百上千万年的变异和试错中演进而成的。越能不断变异和创新,越有生命力。对于一座学校,同样如此——最重要而珍贵的是,它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空间探索和试错,给他们充足的支持、机会和资源,有一群能对他们包容、感召和指点的师长,并允许和鼓励他们在遭遇挫折、失败跌倒后爬起来,继续探索和前行。

而这,正是北大给予她的学子们的。

当于越谈起找到个人定位的重要性,引用了一句他父亲的话:“只要定位定准了或者定对了,就是一颗恒星,不然就是一颗流星。”抬头仰望北大这片星空——它是如此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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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劲儿。李永新说:“我有一次去海淀图书城,看他们在选书。我看一个学生肯定是北大的,他就带着北大人那股劲儿。北大人一定能看得出来,尤其是学生阶段……”

对于“那股劲儿”是什么,很难给以直白的描述。相较于“一定能看得出来”的显而易见,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内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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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集团董事长李永新

正如须佶成当年决定放弃应聘的一时冲动。“我现在干了这事儿(高思教育),为什么干这个呢?因为念书时去兼职做了这事,做了我觉得很喜欢。于是当别人跟你说你要把这事儿砍了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愿意了,这股劲儿就上来了。”用史燕来的话说:“北大人身上有一种自信和骄傲。只要自信和骄傲在合理的范围内,是能够带动创新的。”

在史燕来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北大人的“那股劲儿”——“以我的性格,如果我认为一件事是正确的方向,又有社会需要,我根本不会等到80%成熟了再去做。我喜欢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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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蓝教育机构创始人史燕来

也许,“我喜欢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句话,能代表很多北大人的心声。大家都知道卖猪肉的北大校友陆步轩。媒体的曝光帮了他的忙,后来,他调到当地档案馆工作,并有机会写了一本书,叫《屠夫看世界》。再后来,来自广东的北大校友陈生找到陆步轩。陈生通过市场调研,发现猪肉生意有巨大的市场,正式决定在这个领域创业,他开办屠夫学校,并邀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陆步轩去当老师。他们编写了20万字的屠夫教材——以前,屠夫从来不是有文化的人做的,中国也从来都没有屠夫教材。你看,就算是做屠夫、卖猪肉,也要做出点名堂来。

北大校长林建华曾说:“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大学教育当然要使学生获得必备的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应当使学生永远保持信心、好奇、激情和进取精神,而且比较而言,后者更加重要。”在这一点上,北大值得掌声与喝彩。

也许,我们都应该感谢“北大”二字赋予我们的自信和骄傲。这些年,因为练习和教授瑜伽,我深知对于身体而言,只有获得充分的支撑,才能产生足够的安全感,从而将下意识的紧张充分释放。而这何止适用于身体?正因为有了“北大”二字的背书,北大人才更有资本超越困扰着许多人的“求之而不得”的焦虑,对于众人追逐的安稳标签一笑了之。毕竟,创业与其他选项相比,是一场有着巨大风险的赌注。没有放得下、玩一玩儿、试试看的心态,怎会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北大的教育创业者们是有责任感的。谈及很多人对红黄蓝引进资本、走上市之路的不解,史燕来说:“红黄蓝肩负着一种责任……中国的民办教育需要一道声音来给大家扬眉吐气。民办教育在这些年的发展中,虽然政府起了一些推动作用,但要真正被重视、获得政策倾斜,还需要我们自己做强,并通过我们的声音引导市场。我们取得这种成绩,也是帮助行业扬眉吐气。我做事,虽然不要求自己做第一,但我带领着一批人,应该让大家跟着我有收获、有成绩和骄傲感,也应该引导和推动行业发展。”

阙登峰说:“哪个专业的人都可以在教育行业创业,我觉得北大人多,主要还是北大人有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有时候挺害人的。这份情怀落不了地,你最后就会悬在空中。但是,如果你足够落地,有家国情怀就是优势,你比别人信念更坚定,更能够面对挫折和困难,更坦然地面对九死一生。”

这让我不禁想起: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出版了一本文集,叫作《精神的魅力》,其中有一篇中文系教授谢冕(中文系55级)写的短文《永远的校园》,对北大学生有这样一段总结:“北大学生以最高分录取,往往带来了优越感和才子气,与表层现象的骄傲和自负相联系的,往往是北大学生心理上潜在的精英意识: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个人顿时便具有被选择的庄严感。北大人具有一种外界人很难把握的共同气质,他们为一种深沉的使命感所笼罩。今日的精英与明日的栋梁,今日的思考与明日的奉献,被无形的力量维系在一起。”

我也想起钱理群先生在《寻找北大》一书的序言中曾写道:“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的精神梦乡。”

也正是因此,在这座校园里,有一些东西的遗失总会让人痛心疾首,甚至泪流满面。面对我们的采访,俞敏洪直言不讳:“对于把学生培养成为真正完整、健全、充满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精神的人,北大近十几年做得非常非常差。”他说,自己经常和上到校领导、下到学生交流,很清楚,现在的北大学生阅读的习惯少得可怜,对社会问题也几乎不关心,远不及当年。我问:“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因为您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面对的生存竞争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他回答:“因为表面的生存竞争压力非常大,所以大家都觉得要为生存竞争本身而努力,但实际上恰恰放弃了生存竞争的最高手段。就是说大家拿着原始武器在战斗,号称要生存竞争,但是忘了为自己制造核武器。”

我何尝不认同这位北大学长所说的!记得大一那年从学校回家,爸妈问我学校生活如何,我忍不住掉泪。我看见,学校BBS上的十大热帖,尽是“我和哥哥分手了”、“黄笑话一则”、“静园草坪的桃树下惊现芙蓉姐姐”之类话题,我看见,身边人在这些内容中流连忘情;我发现,身边几乎找不到谈论我以为的理想的人。那时的我,心中是深深的震惊和失望——这就是我向往已久的北大?虽然后来慢慢在浮动的校园生活表象之下建立起与一些人的内在共鸣,但今日(确切地说,是十年前)的北大人的确少了老北大教授梁漱溟先生的那句名言“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舍我其谁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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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千百年以后,当你我早已彻底融化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之间,这种力量尚在;希望到那时,这里的人们依然会像今天的我们一样骄傲地说一声:“这种力量,叫作北大精神!”

2018年,北大即将迎来120周年生日。

当今天的北大学子徜徉于博雅塔旁、未名湖畔,享受着平和安逸的求学时光,他们是否知道,曾几何时,京师大学堂在八国联军的入侵之中一度被占领、被迫停办;国民初年,经费短缺的北大再次遭遇停办危机,严复老校长上下奔走,坚持教学改革,并确立了北大“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的办学宗旨;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五四运动的中心,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责难和军阀政府的迫害,上千学生被捕入狱,蔡元培校长也曾被迫辞职;1927至1929年,北大甚至一度被取消和更改校名,广大师生在经费和工资停发、身体饥饿的状态下坚持斗争;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在艰苦卓绝之中坚持教学科研,培育了一大批卓越人才;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北大师生在身体营养不良、学校经常停电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完成教学和学业;文革期间,北大被迫停课四年,一大批教授忍受迫害屈辱,许多优秀学者被迫害致死,几千名师生下放劳动;复课后,北大老师在艰苦中开拓、追求科学真理,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卫星云图接收站,研制出世界先进水平的铷电子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技成果……一百多年来,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与磨难相伴,命途多舛,历尽艰辛,北大人却从未退缩。

虽然说来不免让人惋惜,但无论今天功成名就还是默默无闻的校友,都终归难逃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人如是,企业亦然。可是,在不断上演的“生住异灭”背后,这座校园里有一股更为强大持久、生生不息的力量。它如奥林匹斯山的火种一般,指引着这里的一代代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追求与践行理想、创造与实现价值。

希望千百年以后,当你我早已彻底融化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之间,这种力量尚在;希望到那时,这里的人们依然会像今天的我们一样骄傲地说一声:“这种力量,叫作北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