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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 北大红楼——少为人知的史料细节

2017-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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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如鹏,北京市人,祖籍河北隆尧。曾用名杨儒朋、杨儒鹏。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78年后在《红旗》、《求是》杂志编辑部工作。

历任编辑、副编审、编审、文教部副主任、科教部主任、正局级调研员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科普文艺作家。传略收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

发表著述数百篇,其中30多篇分获中国新闻奖,全国省级党刊优秀文章一等奖,中国科协好新闻编辑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新闻作品一等奖等。多篇论文被报刊及互联网转载或收入相关文集。

主要编著有《报告文学纵横谈》、《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中国报告文学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北京史研究丛谈》等。

北大红楼:少为人知的史料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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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筹建一波三折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

19世纪末叶,灾难深重的中国陷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宰割的亡国危险之中。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上层开明人士上书呼吁变法维新。1898年6月,光绪皇帝正式宣布变法。7月4日,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同年年底,大学堂正式开办。然而,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所幸留下的唯一痕迹,即京师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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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位于沙滩马神庙街公主府旧址的大学堂校舍被俄、德侵略军强占,房屋、仪器、书籍、设备等遭到严重破坏。从1902年起,清廷在旧址恢复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对学校建制、办学规模及模式进行改革。但随着招生的扩大,校舍不敷使用的问题日益突出。

为此,校方于1907年上书,奏拨由内务府掌管的汉花园滩地(大学堂曾做操场),并租用其北邻松公府前的一片空地,价1500两,约37亩。1908年,光绪皇帝在世的最后一年,准予将800多平方丈的汉花园土地拨给大学堂使用。其后,此地块因战乱一直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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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后,1912年5月2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命名为北京大学。此后,校方实行一些整改和规划,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本、预两科学生人数1914年有350余人,1918年夏即增至1300多人,其中预科学生人数猛增近5倍。这迫切需要扩建学生寄宿舍,但呈请教育部未获批准,主要难在资金问题。经多方疏通,法国友人与法国大使康德商妥,得到后者支持。

1916年6月,时任北大校长胡仁源和预科学长徐崇钦向比利时仪品公司(全称为“比利时商办仪品地产放款公司”,创办者为法国人,初在比利时登记注册,对外称比商经营)订立借款合同,贷款20万银元,拟在汉花园新建一座大楼,以作预科学生寄宿舍之用(夏元瑮:《新建筑记》,载《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7日第2版)。计划建房300余间,可容1300人住宿,每人每月拟收宿费2元,用以归还贷款本息。借款之事由教育部提出,国务会议通过,教育部批准,财政部盖印证明,并知照审计院。

大楼由中法实业公司和仪品公司共同负责建造。前者负责包办人工材料及电灯、卫生设备,后者工程师决定施工细则,而热气管道则由义善实业公司装置。原定1916年10月中旬开工,1917年8月30日完工。但因不久发现工地下方有甚深之古池两处,不能不改地基。仪品公司便修改图纸,少建房屋7间,并改为1917年9月30日造完四分之三,1918年8月31日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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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新一任北大校长,1917年1月4日上任。在他的主持下,1918年8月大楼建成。

该楼造型为简化的西洋古典风格,地上四层、半地下一层,占地2154.9平米,建筑面积10774.5平米,层均55间,共275间,红瓦坡顶,主体为红砖砌就,青砖窗套,二层以下呈灰色。坐北朝南,平面略呈“凹”字形,正门面向汉花园大街(今五四大街),门厅北部有主楼梯和北门,此门与大楼东西两翼各有一门可通向后院和北面的大操场(1947年华北学联命名为民主广场)。

在当时的北京,属罕见的高大现代化建筑,非常壮观醒目。这就是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永恒标志与象征的北大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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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身开启辉煌

据1918年3月2日、12日《北京大学日刊》介绍,红楼竣工之前半年左右,曾发生两件事:

一是,当年二三月间在红楼周围增筑了围墙,楼前建起号房和校警室等。此事经教育部核准并且拨给补充费2万元。

二是,同年3月,校方“因谋实事上之便利”,将新建学生斋舍改建为文科教室、图书馆及研究所和校机关之用。这样可无须由住宿生交宿费以偿还建楼贷款。此事亦“呈请教育部准自(民国)七年起,每年特别增加本校经常费二万二千元以资偿还此款,并准本校正式列入每年预算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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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有上述二事,红楼竣工半年前,就相应修改了设计图纸和施工项目。1918年8月红楼建成并投入使用后,便改为文科教室、图书馆、研究所和校机关所在地,定名北大文学院,又称北大一院。这就为红楼日后的辉煌提供了巨大而理想的平台。

与此同时,原公主府校址改为北大理学院,又称北大二院。而红楼南面、北河沿西侧的原译学馆为北大法学院(后学生并入一院,文学院改为文法学院),又称北大三院(后改为学生宿舍,仍按旧称)。此时红楼与北面的松公府旧宅(其时宅主人名胡清)中间有一片空地(属松公府),1918年起北大租来作操场。

1931年,北大将操场连同松公府旧宅全部买过来,并入文学院。同年,北大又购得原傅恒家庙所在地即今沙滩北街路西社科院法学所处房产,筹建三层砖混结构的地质馆楼。

此楼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于1934年设计,1935年建成,被誉为我国最早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优秀作品之一,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此楼同时建成,同为梁思成、林徽因设计,风格亦完全一致的还有位于今沙滩北街乙2号院内的北大女生宿舍(又称灰楼、新四斋)。1935年8月,文学院内还有一座大楼竣工,这就是松公府西侧的新图书馆,其设计与设备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

至此,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原公主府一处校址,逐渐发展为以红楼为中心,拥有三院五斋,大小师生公寓散布于沙滩多个街巷的庞大校区。与此相适应,主要以大学师生员工为服务对象的形形色色的商铺,林立于红楼周边主要街道两侧,被称为 “北大街”的马神庙街呈现出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红楼东面的北河沿沙滩段,直到上世纪20年代还保持着绿柳垂岸、河水晶亮的景象,被称为“北大河”(见刘半农:《“北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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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北大红楼,从使用的当年就开启了其辉煌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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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成为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5年9月,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标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使在北大红楼工作或学习的众多先进知识分子与《新青年》编辑部(设在沙滩南箭杆胡同)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主要阵地。

这里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北大的进步学生就是从红楼后面的操场集合排队出发,经过红楼前面的大街,沿着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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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经聚集了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摇篮,并在思想上、干部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这里,曾荟萃了蔡元培、鲁迅、胡适等诸多名师先贤和大批知识精英,孕育了进步青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求新求变的抗争激情。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众多革命青年从这里奔向光明,成为创建新中国的栋梁和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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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大红楼继续焕发出具有时代精神的魅力。1952年后北大迁往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北大红楼依然因其承载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而为人们所景仰和称道。1961年3月4日,北京大学红楼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红楼辟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2002年12月,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4年后,北大红楼被列为“红色旅游”景区。每天从祖国各地和海内外前来瞻仰、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

 

  • 见证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北大师生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并把红楼及其北面的操场作为主要活动场所。关于当天发生的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场景,比如游行队伍天安门前集会、向东交民巷内各国公使馆示威、火烧赵家楼等等,各种媒体已做过许多介绍,无须赘述。但是,在红楼内外曾呈现一些很有意义的场景和细节,人们知道的似乎并不多,或者不够详尽。根据当时现场亲历者的回忆和相关记载,这里编录以下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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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前两天

5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多人开会,传达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消息,号召在此国家存亡时刻,奋起救国。

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京政府已密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讯息后,即将此事告知北大进步学生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等人。许德珩马上召集学生代表在西斋开会,决定当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大会通过决议: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兄弟院校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爱国大示威;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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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参加游行的北大学生出发前

据杨晦、张国焘、杨振声等人回忆,当天是星期日,无风的晴天。上午11时许,参加游行的北大学生在红楼北面的操场集合排队,准备出发。这时在红楼出口处出现几个人,其中有教育部派来的一个职员,几个军警,还有蔡元培校长,劝告学生不要参加游行。蔡校长沉痛地说,游行示威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这时,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向校长痛陈:同学们内心积愤已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多数同学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声。张国焘挤上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张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因此,耽搁了一些时间。在一片欢呼声中,大家从旁门蜂拥走出学校。北大2000多名学生的游行队伍赶到天安门前时,已近13时(约定的集会时间),其他大专学校参加游行的1000多名学生已然先到了。

但是,上述蔡元培校长的劝阻并不能说明他是反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的。大量事实证明,他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同情并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对于抗议政府的示威游行,作为校长,他被夹在政府与学生之间,处境十分艰难。他多次以辞职的做法摆脱困境,实在是无奈之举,其他校长恐怕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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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示威中旗子、传单等宣传品的经费来源

据当时的北大学生召集人之一罗家伦以及杨晦等人回忆,游行示威中学生们高举的大小旗子有3000多面;而游行当天散发的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有2万张之多。这显然需要一笔不菲的经费,钱从何来呢?当时执政当局和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曾怀疑此次运动有金钱作背景。事实究竟如何呢?

罗家伦1931年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台湾地区《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转引自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311-3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揭开了这个“谜”。他说: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这两个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电报费还存300元左右。于是,用4个干事的姓名,共同负责,将钱存入北大学生储蓄银行。

5月3日当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北大和各高校学生代表召开临时会议,议决把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示威游行改为第二天即5月4日,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个委员负责召集,罗是其中之一,由委员们到各学校联络进行。于是他们叫罗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300元拿出来买竹布等游行用品。北大同学们在西斋和新潮社(位于红楼一层22号)连夜奋战,还请北大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位于红楼一层13号)的同学来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标语等。

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送给旁的学校。当夜11点,代表们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三个总代表,一个是罗,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推罗撰写《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印刷多份散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准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而三个总代表因为准备各种文件,直到下午1点10分左右才赶到天安门集会。

这就清楚地说明,游行中所做旗子、传单、标语等宣传品,其费用全部来自学生们的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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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起草和印刷

据罗家伦回忆,5月4日上午10时,罗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返回红楼一层22号的新潮社。同学狄福鼎(君武)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罗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挥笔一气呵成,写就《北京全体学界宣言》。然后,罗即把此手稿交给狄福鼎,并急请李辛白负责的印刷所印制出2万份,赶在下午1时许送达天安门前。在天安门集会现场及其后的游行示威中,同学们一路散发《宣言》传单,市民争相传阅,产生了广泛影响。据2002年4月起设在红楼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关于“新潮社”展板的文字介绍,《宣言》是五四当天游行示威中散发的唯一印刷品。

《宣言》全文仅100多字,文中悲愤地发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的呐喊,掷地有声,慷慨激昂,极富号召力和感染力。

罗家伦后来回忆起草这篇《宣言》的情况时说:当时自己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员来来往往,很是嘈杂,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写于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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